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从来不阅读和女权主义有关的任何书籍；我也不热衷于高呼呐喊“人人平等” “种族平等”，在读书生涯到后来的演讲比赛里，这一直是我最不感冒的一个话题；一直以来对傲慢于偏见都采取一种淡然、理解存在、视而不见且保持距离的态度。每个人在这个拥挤的社会里都会被贴上标签，享受的待遇也常常由这个标签而定，标签是一件多么方便的事：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认知做出初步判断，简单省事。
工作两年半，从第一份工作在英国工作室里当实习生，到后来在一加海外团队做营销，以及现在在英国公司做港澳台和大陆的音乐顾问，承担的都是中西桥梁的角色。在这两年半里，我成长很快，看到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总体上保持比较谦虚和吃苦的态度，不爱乱批评人和瞎抱怨。
但是今天工作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我回想起很多工作上经历的事情，让我抑制住自己“发表言论"时的不自在感，分享一些看到的有关傲慢与偏见的事，那些不明显，非常细微，层层掩盖，冠名堂皇却具有超强杀伤力的歧视。
最基本的就是外国友人常常获得更多的关注和照顾，小到问路的时候路上更加有耐心，大到工作上工资待遇更好；在广州有许多年轻貌美的俄罗斯女孩被当成超模一样聘用，只要是外国人都可以完全不愁找不到工作，总有英文老师这份职业来保底；当然，反过来，他们也常常因被这些额外的"关注"困扰，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被人观看、拍照和调侃。
也有一些外国人常常持着高人一等的态度，最明显的就是在一个中西掺杂的聚会里，他们很容易对当场只身一人的中国人视而不见。有几次和加拿大的老大一起见客户开会，同样是顾问身份的我们，有好几次对方直接跟老大握手，直接忽视身旁我这个“中国面孔”。
然而我见过最可怕的，却是部分国人对国人的态度。
在五星级酒店/企业里，有许多的经理都是在中国出身，有（或者无）过西方留学经验，操着一口其实只是还可以的英文，在自己朋友圈里被视为“很西化”并很引以为傲的国人。他们急切着想标榜着自己的与众不同，说话的时候中英夹杂（大学老师说中英夹杂只能说明你两种语言都说不好）。当然喜欢什么文化这都没有关系，可怕的是对待不同人的不同态度。我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国人，他们更加不掩饰自己的崇洋媚外，常常只跟着我的西方同事对话，自动过滤掉中国人。好几次我和对方通完电话后一下子就知道了对方是怎么样的人，见面开会的时候不得不拽上我的西方面孔音乐顾问，有时甚至是背景音乐系统的技术顾问，才能够获得最基本的，不应该争取才能获得的尊重。
也许听上去很过分偏激，其实我只是把平时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细微的、不是浮在表面的歧视抽出来放大描述。这些事情是我每天都会遇到的或者看到的现象，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更多的只是当成一个局外观察者。
只是最近这样的事情越发频繁，有时甚至毫不掩盖。在香港，在深圳，在上海，在电话里，邮件里，微信里，见面握手的礼仪中，都时刻感受到中国同事和外国同事的待遇，中国顾问和外国顾问的差别。有时裙子穿短点，上衣合身点，口红红点，会获得更多表面的尊重，然后也只是轻于鸿毛，转身不见就没有的尊重。
我厌倦了这种狭隘的、不知从何而来，会传染的，时不时让我觉得很恶心的态度，有时让我愤怒、无奈、想远离、又想反击。我希望和这样的人保持距离，却发现许多高调风光、躲不过的人都是这样，我只能不做回应，让他们满足自己需要感觉与众不同的需求。闻叔叔常常说真善美事最人美好的品质，如果一定要三者取其一，那就选择善吧。所以在写完这篇“偏激”的文章发泄后，我会喝杯白开水，明天以加倍的热情和耐心投入工作中，继续无视这些我不能理解的行为，也希望自己永远不会理解。心没有办法理解它没有的感受，心里没有丑，就不能与丑“感同身受”。 办公室里有一位每天保持笑容，对大家都问候早安的老爷爷，他不会说英文，没有出过香港，每天重复做着开门关门的动作，可是他不卑不亢，比今晚打电话给我的法国香格里拉总经理更值得尊重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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