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武器到互联网，从雷达到卫星导航，很多大型创新背后都有政府的功劳。可政府误解技术变革的本事也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80年代，我是个记者，欧洲的政府机构整天对我夸夸奇谈，说他们最近又在支持计算机产业上采取了哪些行动。这些项目都有着郎朗上口的名字，比如“阿尔维”计划，“思捷”计划，“第五代”运算等，它们将推动欧洲工业进入领先地位。它们大多是效仿日本通产省一些同样不成熟的想法，而且无一例外地挑中失败者，鼓励公司往死胡同里钻。移动电话和搜索引擎都没有朝它们预计的方向发展。
同一时期，美国也打着“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的旗号，在政府的主导下来了一轮惊天动地的白痴举动。政府以为未来把握在制造内存芯片的大企业手里，于是向芯片制造商投入了1亿美元，要它们停止竞争，专心待在一个飞速日用品化的行业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还修订了1890年的《反托撕拉法》。迟至1988年，国家计划部门仍然批评硅谷各自为政的公司“创业太慢”，不能够长期投资。而这时候，正是微软，苹果，英特尔以及戴尔，思科，雅虎，谷歌，FACEBOOK等公司在自家的车库和卧室里起步的阶段，它们淘汰掉了国家计划部门赞美的大企业，为各自的全球霸业奠定了基础。
结果政府丝毫没有吸取教训。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都把精力投入到高清电视标准，互动电视，远程办公结合虚拟现实等死胡同里，而技术却无声无息地开始探索无线宽带，宽带和移动电话的未知空间。创新不是一个能预测的产业，它可不太爱听从政府官员的吩咐。
所以，虽说政府可以出钱要人们去发现新技术，但它并不是大多数创新的源头。20世纪末，一方面，公司把创新融入自身文化，产业巨头亦屡次被后起之秀超越，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公立机构却还像从前一样，小车不倒只管推，既不曾努力变得特别擅长创新，也不肯主动退出，为自己的改良版本让出路来。政府机构担心自己的使命给另一个政府机构抢走，这样的念头怪异地叫人无法想象。倘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食品零售业给“国家食品服务局”一类的机构管理起来，那恐怕如今的超市不会有眼下这般琳琅满目的选择，只会以较高的价格卖的稍微好一点点的肉罐头吧。
当然，有些事情，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和登月计划，没有哪家公司的股东会允许企业这样做，但我们真的能言之凿凿地说，要不是它们早就由纳税人埋单了，就没有个把巴菲特，盖茨或者米塔尔来追逐这样的梦想吗？难道你从不曾想过，要是没有了美国国家航空局，就没有哪个富豪把自己的财产花在登月计划上，只为了过一把出名的瘾？公共经费把这些可能性都给抹杀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搞过一次大型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各国政府一往情深地相信，科研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事实上，它对经济并没有太明显的提升作用。事实上，它还“排挤了私营领域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可这个相当惊人的结论，政府却差不多完全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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