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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5年前初秋的某个夜晚，我站在北京郊区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仰头看满天繁星。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操场：有一条环形的跑道，长度也许是标准的四百米；中间被跑道环绕着的部分照例被开辟成足球场；三面都靠着学校的围墙，另一面砌了5层石阶，作为看台，也是去往学校其他区域的通路。操场的四角长满了淹没膝盖的杂草。杂草们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操场的使用，因而未被铲除。于是这生命力旺盛的植物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灰蒙蒙的颜色，显得异常神秘。
我记得那天是有月亮的。如果有月亮，且月光强到足够我看清操场上的一切，那么在月光的干扰下，并不应该是“繁星”满天，也许只有那么稀稀疏疏少得可怜的几颗星星。不过我愿意让自己的回忆更浪漫一些，因为当时云在我身边。
当时我和云都读大二，因在这所学校参加同一个英语培训班而相识。我们坐在石阶上，随意的看着星空。有人说，如果要打动10月27日出生的天蝎座女子，就应该带她去看星星：星空下人会觉得自己的渺小，对另一人的依赖就会增强——适合恋爱的气氛。云生于10月27日，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初秋的天空，猎户座仍是最明亮的星座之一。猎户“腰带”上的三颗星斜斜的挂在空中，使这个星座极其容易被辨认。我说着我知道的天文常识，看见她打了一个呵欠。
云打呵欠的样子是美的。她完成打呵欠的全套动作让我想起一个词——“嫣然”。不过在对话中出现这类动作毕竟不雅，于是她假装好奇的问我快速飞过头顶的闪烁的“星星”是什么。我当然知道答案：这里靠近机场，那些是飞机的航标灯。深夜起飞的通常是国际航班。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个常识。云又打了一个呵欠……那一晚，在头顶上遥远的地方，与我无关的世界快速飞过，而我和云的邂逅，被永远定格在记忆里。
小时候我梦想成为天文学家。为实现这个梦想，我每晚朝星空凝望，还在大街上死拽住父亲的衣角哭闹，只因为看上了一台心仪的天文望远镜。那是1992年，我10岁。3年后这个梦想悄无声息地离我远去，刚进入青春期的我，运用已有的知识重新审视自己后，便彻底放弃了天文学家的梦。我发现自己从那时起就毅然决然的走向了更为务实的人生之路，竟然对梦想的破碎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
也许对星空的好奇源自对宿命的崇拜。肉眼里闪烁的点点星光，就像人的命运般永远难以捉摸：视线可及却无法掌握，令人不安，如同人总会对未知的命运心生恐惧。对命运一无所知时，我爱上了星空；当开始笃信命运时，我对星空失去了探索的兴趣。
2004年初某天的凌晨，大学毕业半年后，第一次离开家人出国工作的我，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等候转机。我再一次想起了那晚的航标灯。深夜起飞的通常是国际航班，我自嘲的笑了笑。10小时前，飞机起飞后不久，我突然想起和云的对话，于是使劲地透过舷窗向下张望，想找到机场附近那块学校的操场。虽然夜幕笼罩，我相信地面景物不会有太大变化：机场附近不会大兴土木。只是当年站在操场上仰望星空的少年已经坐上飞往异国的航班了。
为了转机到安卡拉，我不得不在机场等候4个小时。为平息第一次出国的紧张，我努力把这里想象成与国内的任何一个机场无异。可惜身边不时出现的几个“异我族类”打破了我的幻想。随着天边逐渐变亮，乘客越来越多。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人拖儿带女，一家老小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还不忘说声“Merhaba（你好）！”。虽然当时听不懂，但这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得到的第一声问候。
我打开电脑戴上耳机，一遍又一遍地听西蒙和加丰克尔乐队的《寂静之声》，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达斯汀·霍夫曼在《毕业生》里一开头从机场走出来的情景：那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带着一脸的茫然，走向未知的未来。
不知道在伊斯坦布尔的夜空下，是不是也有一个孩子在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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