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开始始，到1968年年底，属于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全国各地的知青工作都搞得比较扎实和活跃。各级党委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运动都充满了热情和关心。1966到1967年期间，从城里下乡的知青人数几乎是了了无几，直接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造成了党和政府原来制定的有计划的上山下乡工作近于瘫痪。同时，在“造反有理”，“造反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和口号”影响下，城里的年轻人转移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转而投入到了大批判，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是“红海洋”截留了上山下乡的新生力量，并且进一步还从广大农村，不断地抽走那些已经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的知识青年。二是由于已下乡的知青，在农村干了两年之后，原初的政治热情慢慢冷却了，同时不甘心游离在国家政治斗争的边缘，所以乘机串连返城闹“造反”，造成了知青工作的一段混乱式的空白。
“1966年下半年兴起的红卫兵串连、‘横扫’、‘炮轰’、‘砸烂’的狂飚，导致无政府主义妖风刮遍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多被卷了进去，不少人回城上访、‘造反’。仅在北京串连、逗留的就有40多万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抄、被砸，工作人员两次搬家，转入地下坚持办公，推动工作。”这一段话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具体到巴彦淖尔，盟、县的安置办公室自身都无法“安置”，整个的知青工作几乎完全停了下来。当时，各个旗县的知青，好多人都加入了大串连的行列，摞下了劳动的工具，成群结队地返回到了各自所在的城市，成了前面所说的“40万”人中的一个。还有一部分知青，从农村回到县城里，与当地的红卫兵串连在一起，有的还成了领军人物，干了不少的打砸抢活动。因了这场破坏和混乱，使我们在现存的档案中无法查到当时的人员流动情况，只能通过许多回忆性的文章来了解大概。这也是巴彦淖尔档案馆知青的档案，建档日期是从70年开始的原因之一。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那些留在城里的知青陆续回到了各自下乡的村队，新的知识青年大批量地涌到巴彦淖尔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初高中学生。也有一些身份复杂，动机不纯的人混在其中。这些源源而来的知青，大多经过文化大革命，带着造反的精神，极个别人无政府行为非常突出。他们被分配到村里之后，看不起社队的干部，有些人不服从领导，有的还有意顶撞和刁难。做为接受方的生产队，已经没有了65年时的那种热情，都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知青们在一些社员的眼里，已经由最初的有文化的劳动力，变成了加大社队负担，和自己争工分、争口粮的过路者。但无庸置疑的一点，多数的知识青年，都是抱着非常纯洁的愿望来到农村的。刚刚恢复工作的知青安置办，对新来的知识青年，主要选择一、二类收入较稳定，领导力强，贫下中农有优势的队进行安置。俗话说“萝卜多了不洗泥。”最初的时候，知青办对下乡人员的政审和外调还很严格，后来的审查就成了个样子活，只要有证明和愿意下乡的人，都被接收下来，结果造成一些病患者、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也混迹其中。
对于早期到巴彦淖尔盟下乡的知青，此时的他和她都已大龄，有返城闹革命的，也有通过各种名堂和渠道回城的，有一些则完全的农民化了。有一师三团十连的浙江知青周树德，在回忆的文章中介绍说：“在兵团生活的第二年，我和连里的几个同志去五原“支农”。在那里我遇到了两位知青“老前辈”。她们都是女性，一位来自天津，一位来自浙江宁波。”天津的这位“已经成家，小孩子都会走路了。虽然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看来她还是会‘自得其乐’的”。“她家里有几样乐器，她边烧饭嘴里还边哼着‘现代革命京剧’。”“我们是吃派饭时来到她家的。她烧得饭菜味道不错，但她带着‘津腔’的河套方言听起来味道更好。”“听老乡说，她们家经常自娱自乐，所以是蛮‘闹猛’的。”“我们只吃了一顿饭，至今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位“住在永利八队，她的老公一身毛货，人也长得高大，在那时算是比较‘帅气’的。我想，这也许是她会嫁给他的原因之一吧。”“看见这位宁波老乡，我还真不相信她是浙江来的知青，尽管年纪大我不少，但在她身上已找不出和当地老乡两样的地方了。”“她对我说，自离家后还没回去过一次。一是因为家境不好；二是因为孩子身体不好，经常要看病。她还说本来应该请我们到她家里去坐坐，吃顿饭，而她家实在是太不象样了。”
后期下乡的知青情况，曾在临河县白脑包下过乡的知青王晶，在其写的《临河纪游》一文中说：“在乌兰图克，我们碰到一帮天津知青。别看他们叽叽喳喳如一群鸟儿，却都是老资格的红卫兵了。不知相中我什么，非要我做他们的‘大哥’。起初我不明白什么是‘大哥’，便听他们讲了一通情由。原来他们最觉辉煌的业绩，是曾平了天津海河两岸被称为‘海河黑马力’的小流氓！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被流化了。所谓的‘大哥’，就是帮派里有本事、能叫得响的，一提大名都知道，能震唬得住。这都是黑道儿上的称呼，我当然做不起。不过，这帮天津小兄弟却向我敞开了心扉，大声疾呼‘我们上当了’。他们上山下乡后才发现，他们这些戴着红袖标，高唱‘造反有理’的‘清道夫’们，却和他们所清除的社会垃圾如‘海河黑马力’们一起，竟也一块被从大都市铲除出来。于是他们也和‘海河黑马力’们一样，‘什么都他妈的不信了……’。”
从两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前面所说的那些个区别，也能理解当时有些村队接收知青时，为什么会出现敷衍的态度。而另一类型的知青存在，不能不让人有种心痛的感觉。我们在这里还是引用王晶游记中的介绍，告诉大家当时不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我参加了一次有关知青问题的调查工作。和我一个调查组的一位丹达公社的‘年兄’，原是北京四十三中的高材生，留校任教又上山下乡。”“他时不时犯起诗的癫狂来，‘呵，呵’的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海涅、普希金、高尔基等名家名作，故人送外号‘酸蔓菁’。”“调查到他们大队里，他硬拉我到他‘家’。”“他是一个人独居。一进门，我惊呆了，河套的坷拉房本就采光不好，加上墙壁的尘灰，室内光线就更昏暗了。后炕横放着一对箱子，上蒙塑料布。落满了尘土的箱面上，横竖摆着大小不等的像框，中间的是鲁迅像，两边是他家人照片，而这些像框被后面墙上贴着的从陈年画报上剪下来的美女像包围着。炕中央的墙面上方，贴着一幅主席像，两旁贴着一幅用废旧报纸写成的又宽又长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主席像下贴着一个也是用废旧报纸写成的正菱形的批，上书斗大的一个‘犟’字。前炕窗下还摆着一个用废旧报纸糊成的罩儿，那下面扣的是碗筷厨具，所怪的是那形状，一头儿大一头儿小，活像个棺材。”“被我一语道破了，他一把拉住我的手，眼里竟扑籁籁滚下泪来，泣道：‘这就是我的活棺材啊！我就成天在这活棺材中挣扎，全凭着这一个字……’他用手一指那个‘犟’字，又泣不成声了。”“我万念俱灰，单凭这一字跟自己犟，跟这人世犟……。”“我也不觉哽咽，只是拍拍他的肩膀，一时竟无话可说。”看到这里，笔者亦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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