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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徐特立）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封建王朝一样，知识作为一种特权被以各种方式牢牢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政治的方式比较赤裸，例如在印度，贱民是不能读书的。经济的方式则看起来隐蔽的多，例如创造机会让大部分小孩子可以很早的赚钱，提高获取知识的价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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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继续说）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
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会遮蔽人的眼睛，让谣言更加容易散布，让民众更加容易被煽动。愚昧无知整体而言是伤害巨大的，但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却是极为方便的，只需要一些故事、适当的表演，再辅以一些可以产生恐惧的手段，民众就会把谣言作为自古而来的定律给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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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急状态下，苏区教育制度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苏维埃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红党各组织办的。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学来的。
通过自身单一的生活经验，或是同样知识贫乏的亲人朋友口耳相传，人的知识体系是无比贫乏的，思维模式也是简单粗暴的。
你在什么样的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就会产生相应的价值观。
我们绝大都接受自然唯物的教育，就很难有宗教信仰。
台湾被鬼子统治了那么多年，所以这波人成长起来就失去对祖国的认同。
这倒是提醒了我对儿子（目前不到2岁）的教育。我一直在调研应该用何种方式教他识字，用哪本书给他开蒙。
可选的教材很多，比如有用弟子规、千字文来开蒙的，也有用《左传》开蒙的（叶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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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说。）
这里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关于仓廪实而知礼节。尽管我们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先要吃饱才能懂礼。但我认为经济条件与懂礼的关系并非连续相关的，而是以阶段性进行的关联，并且有所反复的。例如（仅仅是举例子，并非科学论证。）在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与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可能都很大方好客，而年收入在3-5万的，可能就普遍小气的多。
另一方面是关于集体认同感。这位借宿给他们的农村老太太，即使家里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理由就是不能让别人说“咱们红军”不好。一支军队（当时军政一体，也是参与地方行政管理），能获得群众这样的拥护和赞同，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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