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李较左在此时已经功名在身，虽然都是满腹才华，但是只有左才算是真正对地理军事学有所长。曾、李仕途顺利，保家卫国既是份内之事，更是加官进爵之途；左虽有进仕之心，但民安家存才是眼前之重。他们应对新鲜异动势力的突然冒出，心态不同主要来自指导思想不同。应该说，曾、李一前一后，或“被动”或主动迈向前途未卜的带兵打仗道路，曾更多侧重于护卫儒教，李主要是为早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当然，他们都是为了求取更大功名才甘愿冒牺牲性命的危险，是毫无违和地遵从圣意；左此时还不只是仅仅为了凭借自己饱学之术求取功名实现抱负，更多的是挣扎在个人求取功名与百姓安居乐业之间。
维系曾、左、李三人疆场赴命的是封建读书人的深厚儒学侵淫。程朱理学的“经世致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已经在曾、左、李心中扎根。不但延伸为将僵硬书本知识演变为治理世事、经国济民的实行，而且还有因为个人性格和成长环境带来的思想熵变。程朱理学特别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曾国藩、左宗棠是饱读程朱理学之人，深知肩负当下社会责任就是对历史的担当。
曾国藩更是一直以维护帝王纲纪、效忠朝廷的顾全大局观，忧国忠君，屡挫不退，甚至愈挫愈勇；左宗棠本来一身正气，倡导天理之中的“义”。此时虽然还是穷困小民，对朝廷事表面不甚关心，实则心如明镜；对民变持谨慎态度，反对防民甚于防寇。撑持朝廷延续大清国运，于草芥平民左宗棠还没有那么急切，保护乡梓实在是眼下紧要急迫之事；李鸿章少有奇志，自信果决。儒家重义轻利，他重义也重利，知道追求功名也就是获取利益，同时深知抓住机会的重要，更懂得创造机会的必要。于是，不等朝廷命令，急切主动出击，从翰林转身为“绿林”，投身抗击太平军的洪流之中也就顺理成章了。自从开始剿灭最具代表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曾国藩最终成圣，左宗棠最终成仁，李鸿章最终成功，也算他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各得其所。
左宗棠名闻天下而屡请不出，太平军兵临城下仍然躲滞不前，在民间引起种种猜测不足为奇。就连居庙堂之高的咸丰帝，也对左宗棠这种“乖僻”也表示怀疑。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初三日，在养心殿西暖阁，咸丰帝对郭嵩焘说：“（左宗棠）也应当出来为我办事了！”吓得郭嵩焘赶紧写信给好友左宗棠，这才促使左最后下定出仕决心。作为不得意的清廷举人左宗棠，与后来同样依倚行剿太平军扬名立万的曾国藩、李鸿章一开始就义无反顾扬起屠刀，遵从圣意，屠杀这场轰轰烈烈农民起义不同，他曾经犹豫，也想寻求另外一种救民于水火的途径。但最后在千古儒教约束的挣扎之下，终于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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