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杨主任的自传，我作为代笔进行的记录。当我采访主任的时候，在他看似轻松写意的话语当中，我的内心仿佛燃烧起来了，眼角也不由自主地湿润了。那一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场医闹，也许会让一个英雄沉寂，却无法阻挡他的重生。 ——写在前面
2013年的9月份，我接到北京大学医学部柯杨校长的一个电话，让我讲一讲当下医学生的教育应当何去何从，作为北大医院部的一次重要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我自然立刻允诺下来，更是表态会把我多年来的行医心得总结出来和同学们分享。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刚好行医三十年的这一年，在我进行演讲之前，会发生这样一件让我内心受到了重创，却又让我涅槃重生的医闹。
（在此，我会略去任何关于这起事情过程中的人名，因为他们失去了亲人，虽然缺乏理智，但是仍然值得慰藉。此事无心勾起你们的痛苦，只是讲一讲作为一名医者的真心话）
是医生，总会有心软的时候
这是2013年的9月底，我收治了一名北京的患者，老于（化名）。他也是通过我们自己医院的关系找到我。他是一位中学的校长，有两个孩子，也分别都是中学的教师，老先生今年刚过七十，身体看起来非常不错，而且举手投足之间可以感觉非常有涵养，女儿也十分客气。
我在科里接待了他，从片子上看是一个比较靠近肺门的结节，有些难以穿刺，但是如果手术活检的话也必须要切除右肺上叶才可以，这个部位是没有办法做局部切除的。我强烈建议他们先做个穿刺，看下病理再决定手术，但是老先生和儿女都强烈表示，他们非常害怕穿刺的风险，无论是不是恶性肿瘤都想做手术，除掉心结。
从我执笔的卫生部诊疗规范当中，我明确写道，对于不明确病理的结节，可以选择CT引导下穿刺明确病理之后再进行手术，也可选择直接进行手术活检。所以直接手术是没有绝对错误的，只是如果术后病理提示是良性，对于患者来说，损失了一叶肺组织，丢失一部分肺功能，是非常不值当的事情。
“杨主任，无论良性恶性我们都不会说什么，我们就想除掉这个东西。”
在患者和家属起到强烈要求下，我还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家属曾经敲我的门要送红包，被我严词拒绝了。然后，家属居然在护士站向我下跪磕头，我也非常反感，似乎在他们眼中，如果我不拿钱就不会好好办事一样。
手术在十一前如期进行，手术做得十分困难，这个患者长期吸烟，过去可能也得过胸膜炎，打开胸腔之后，发现肺广泛地粘连到了胸壁上，根本没有办法手术。而正常人的肺在麻醉之后，采用单肺通气的办法，肺组织会塌陷，自然就与胸壁分开了。
所以这个患者第一步的手术不是切肺，而是把肺先从胸壁上松解下去，在此之前我们什么操作都无法进行。于是光是这一步我们就做了两个多小时。读者朋友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单单分离肺和胸壁就要这么困难，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都吃过北京烤鸭，也知道要去撕那个薄饼，但是如果那一坨薄饼放了一宿，再加热一下，你会发现你要想把他们分开是十分困难的，你可能在撕的时候只撕了一部分下来，也可能会带起下面的一部分。
手术就是这样，你既不能伤到肺组织，又不能伤到胸壁引起出血，所以这个过程才尤为困难，而即使是这样，肺组织本身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就会存在充血、水中的情况。
分离之后的手术虽然由于长期吸烟，肺门处有大量的淋巴结而十分困难，但也算踏踏实实地坐下来了。而术中病理过了30分钟告诉我们，良性的！
所有人都非常开心，而且淋巴结也不需要进行清扫了，我在窗口和家属交代病理，家属当得知父亲不是肺癌的时候，十分惊喜。女儿这时候突然问了一下，那切了一叶肺会不会对生活有影响？我一下子有些难以回答，我说我们术前不是说好了，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做部分切除，您也理解这个事情不是么？
女儿不说话了，但是我感觉她内心还是会觉得，是我们的手术切多了。
术后两天，患者都恢复得十分顺利，下地活动和咳痰都还不错。然而术后第三天就开始出现进行性的呼吸困难，我们立刻安排ICU和麻醉科会诊，插管就上了ICU。然而在ICU恢复得也十分不顺利，肺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导致呼吸衰竭，呼吸机一直没法停掉。
尽力抢救换来的是什么？
那个十一我本身和家人安排好了出京的旅行，毕竟我已经很久没有任何休假了。然而为了这个病人，我也毅然地推掉了，和我的主治医每天都来ICU去看这个病人，而在这十天当中，家属一直表示出很默然的态度，既不表示出对我们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对我们节日期间探望表示感激，就只是比较焦虑地关心他们的父亲到底能不能扛过来。
十一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然而在十一刚过，情况开始急转直下，病人终究没有能够扛过来，多个器官开始出现功能衰竭。我们安排了会诊之后，立刻转入了综合医院的呼吸内科监护室进一步治疗，但是很快就撒手人寰了。
我们和家属告知病情的时候，家属除了悲伤之外没有说任何过多的话。然而就在我们认为一切已经归于平静，刚刚从忙碌的抢救中缓解过来时。听到了医患协调中心的“传唤”，家属要求索赔——500万！
我们就在医务处的那个房间里沟通了将近3个小时。家属方的女儿和儿子带了一大帮家属气势汹汹地坐在我们对面，而我们这边有病房的住院总医师，副主任医师，还有我，以及医务处的几位老师。
这个时候你已经完全看不到之前的那些“礼貌和客气”的孩子们了，而一个个都变成了机关枪一样痛斥我的失职，说我应当承担患者死亡的全部责任，因为手术本就不该做，良性的疾病为什么要做手术。
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说术前我劝您不要手术，您全家一直给我又下跪又磕头的。而他的儿子一句话就让我们哑口无言。
“你们是大夫，我们又不懂，你当时就应该跟我们说这个手术不能做，毕竟你才是大夫。”
“我们当时给了您选择，就是进行穿刺，但是您明确都表示拒绝穿刺，要求手术，这从规范上也没有任何错误之处。”
“我们什么时候说拒绝过穿刺了，有证据吗？”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哪怕有一句话没有写在知情同意书上，日后都会被患者拿出来作为漏洞来攻击我们。于是后来我们所有的患者在术前如果拒绝穿刺，都会再签署一个“未明确病理患者拒绝穿刺知情同意书”，同意书越来越多，但是医患关系的冰山却岿然不动，而且越发紧张。
但我们也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患者的孩子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例如他们会表示说，杨主任我们很认可您的努力，在十一您一直看护着病人我们也很感动，但我们就是认为这个手术本身就不该做，我们质疑的是您的判断问题。
做大夫这么久，你拿最柔软的心去救治病人，却发现他们后背的手中却握着尖刀。这次沟通会进行了很久，然而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医方全然没有责任，但是患者家属一口咬定是因为过度治疗所以造成了患者的死亡。
我们和他们表态，如果有意见，可以走第三方的调节程序，我们时刻奉陪，但是如果选择闹事的态度，那恕不接待！
然而之后事态越发的严重。有一天，我收到了病人家属的一条短信：杨主任，明天老爷子下葬了，希望你能过来和我们一起送他一程。
我心里非常纠结，我在想是否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舒缓双方的紧张气氛，我低下头给他们一个台阶下，会不会更好一些。于是我把这条短信转发给医院的领导，院领导立刻表示，不能去啊，这样人身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如果他们对我存在意见，做出过激行为该怎么办，毕竟不在我们医生和保安的监护范围内。
于是我回绝了他们，然而我再次收到的，就是家属发来的恐吓信。具体内容不在此叙述，但是我真的感觉到了作为一名医生，也可以受到这样的生命威胁，让我自己，乃至我的家庭都陷入了一场危机当中。伤害我可以，伤害我的家人，我决不允许！
然而后面的事情就越来越无法控制，家属也许只是真的希望我不要再“害人”，于是在各大门户网站和微博当中造谣中伤我，标题都是“北大肿瘤专家杀人”等等。他们也许真的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善事，让以后的患者不会再收到我的伤害。但是可惜，病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样的帖子下，虽然很多人会义愤填膺地表示出对医生的愤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太多的人在下面声援，说他是如何在我们这里重获的健康。
然而当家属在网络上的造谣仍然无法促成我的“臭名”的时候，家属带着大量的专业医闹来到病房，把遗照放在护士站，然后播放哀乐。就算我能够理解，他们是带着善心来清扫我这样的“无良大夫”，可是这样影响正常患者手术和术后恢复的过程，他们已经完全突破了我的底线。
我们立刻报了警，警察也迅速地来清理了现场。于是他们发现病房不行，就开始跑到门诊去闹，堵住了我的门诊诊室，让患者无法就医。于是医院成立了保安队，专门负责维持门诊的秩序。
他们已经疯了，为什么他们最终也没有寻求法律的调节呢，不是因为法律会站在医生这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道理，他们只能通过这种博取舆论同情的方法来获取支持。于是他们又拖关系上访到医学部来惩治我，上访到焦点访谈来曝光我，然而，并不是因为我是专家，而是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占理，明眼人一看即知，另外，在各个地方，都有我手术后长期活着的病人，我这辈子延长了太多了人生命，这种福报在现世就给了我最大的宽慰。
他们终于累了，后来再也没有找过我们的麻烦，从某一天开始就销声匿迹了。我知道，那个女儿内心一直最无法面对的，不是我害死了她的父亲，而是父亲正式在她的劝说下才选择的积极手术。最终，虽然她终于放过了我，但我真正希望的是和她的一次对话，我希望她真正放过的是自己。我可以深切感受到她作为女儿的那份孝心，在父亲离开人世时候那种不甘，我甚至想过要主动赔偿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易。
但是也在后面的交涉过程当中，我能够明显感觉到，那些血缘关系非常遥远的家属往往来自农村，他们没有任何顾虑，也不会负任何责任，只是他们的支持让病人家属往往骑虎难下，很多时候患者的孩子并没有想要纠结如何赔偿，只需要让我们讲明道理，承认我们的过失，但是那些农村来的家属最想要的就是钱，只有拿到钱他们才能获利。
所以我多次看到那些老亲戚大声吼叫赔钱，杀人的时候，女儿的目光当中有一丝温柔划过，他对于伤害我也心有愧疚，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
最终我希望相信，他们原谅了我，也原谅了自己。
走出阴霾，我才能重生
然而，我却在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走出来。我用最善的心去对待这个患者，让他再多等一等，也是看着家人实在是渴望解除心理的症结，因此我再一次心软了，我有数不清的明确病理的患者等着我做手术，我却忍不住想去帮助他们，但却没想到，却酿成了我一辈子的伤痛。
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的安慰，我都一直沉浸在一种低落的情绪当中，夜半时候，总是会兀自想起三十年来的点点滴滴，和患者的风雨与共，那些偶尔的摩擦过后，哪怕是激烈的针对我们的患者，最终也变成了一辈子的朋友。还记得那个术后出现并发症，曾经把输液架子摔在楼道的老包，那个包头的脾气火爆的汉子，曾经辱骂了我们科室每一个医护人员，但就在我恰好看到了他的生日，让科室一起为他过了一次生日之后，七尺男儿潸然泪下。自从那之后，他的病很快就好了，出院之后，每次我去包头，我都不让公司和地方派车接我，他一定要来亲自接送我，因为他说，让我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每一次帮我，都是在帮他自己。
但是这次，我和患者的家属是真真正正地决裂了，我愿意去理解他们的伤痛，但是他们却不愿意相信医学的不确定性。医学不是一种买卖，我们不是商人，您也不是顾客。医学是我们一起向疾病宣战的过程，而现有的体制让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交易的关系。
我最希望的医疗，是我们都不谈钱，就谈治疗，我们之前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会和猜忌。
想了再三，我给柯校长拨了个电话，给她讲了一下我这个月所经历的这件让我内心无法克服的事件，讲到后面我说，我很愿意让我们的年轻医学生建立医学的信心，但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真的没有办法说出让大家初心不改的话来，因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内心向患者敞开，对方却捅过来一把刀深深地刺痛了我们，下一次，你还会这样做吗？
“杨大夫，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情况，您越应当把您的经历讲出来，讲出在这样的医患关系下，我们的确受到了很多误解和伤害，但是我们同样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爱和支持，究竟您如何在被伤害的同时还能带领我们年轻医生坚持自己医学的信念，实现医学的理想，这将会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演讲。”
我听了她的话之后，真的深受鼓舞。
中央电视台纳森打来电话，说杨主任，我知道你的事情，加油，我代表我们节目给你声援，您救了那么多人，现在是大家伙报答你的时候，我们不能让真正的好大夫受一点伤害！
医学部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告诉我，加油杨主任，北医永远是您的家，尽管他们来医学部闹，但是我们都知道您的为人，在家里没有人会让您受委屈，回来给孩子们讲课吧！
知情的朋友和同事也给我鼓劲，现在的医患关系真的太紧张，但是如果您不去给学生们正能量，那么他们就没有支柱了啊，连您都倒了，那我们国家的医疗还有什么希望吗？如果您这时候没有冲上去，那些医闹不是更加肆无忌惮？
医院的保卫处处长小孙和我说，杨主任，我们保安队随时待命，保护您的安全，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病房，还是医学部，您放心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为您保驾护航。
爱人说，去吧老杨，这咱们不能不去，就讲你心里想说的就好，学生们能感受到。
……
那一天，一个北医最大的教室座无虚席，他们很多人是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很多北医的领导，但更多的是素不相识的青涩的面孔，他们还没有走出校园，还对于人体和疾病充满好奇，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来为人们带来幸福。他们不一定认识我，但是都知道了我的故事，想听一听，一个深陷“医闹门”的老大夫，到底怎样想的。
我没有准备幻灯，我只是讲了几个故事，和我的感悟。
我第一句话是说：
“你们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你们以后也会成为最优秀的老师，但是在任何时候你们都要记得，最应当感谢的老师，是你们的病人！”
一般情况，这样的课都是学生来签到就走了的。由于内心非常激动，一个小时的课，愣是被我说成了2个半小时。然而，这么长的时间，人没有少，反而越来越多，后面站着的全是人，教室已经被挤得满满的。
“医生和患者，不一定是朋友，但一定不是敌人。”
说完这句话，2小时30分钟的演讲结束了，这次我听到的，是我人生中最热烈，也是最长的掌声，我的眼中噙着泪水，我的内心满是感激。感谢柯校长给了我这样的一次机会，感谢各方给我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学生们的倾听。
我也感谢他们，我希望他们理解我们的一片真心，也感谢那位老人，他给我们上了一堂重要的课。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亲眼看见那样一个好的时代，医生可以对患者毫无保留地救治，患者也可以把自己放心地交给医生。为此，我还要继续把这个职业坚持下去，即使再多误解和指责，也不能放弃。
这是我和杨主任的一本新书，转给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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