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以一小部落两代近三十年,遽得入关破北京,盖有数因:
一、明万历中年以下,政治极端腐败。
二、其先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又复轻敌。
三、其后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皆以一人支持边事有余,乃明廷或诛或罢,既不顾惜,又无定策。【明廷相传家法,对诛戮臣僚,曾不重视。又信用宦寺,宜其自坏干城。又崇祯朝十七年中,阁臣至四、五十易,而犹自云:“朕非亡国之君。”盖徒知责下,不知反躬。明诸帝一脉相传如此。】
四、因盈廷纷议误事。
泰昌元年,熊廷弼见黜上疏:“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qiǎo)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fú)然怒哉。”
五、汉奸之外附。
孔、耿之去,已挟军队俱降。洪承畴、吴三桂部下,皆御外之精卒,扫数十万人外附,【吴三桂宁远兵号五十万。】中国何以复守?甚后如刘良佐、高杰等军队,陆续降者尚数十、百万人。
六、流寇之内溃。【脏腑既烂,四肢何用?】
二、明末流寇
流寇起于陕西。先是明室以辽军起,屡次加赋。
又值荒年。
明代流寇之不能速平,亦有系于地方分省制度之不当者。元人分省建置,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
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
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2.惟清人所以得吞灭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为汉奸之助。【金得汴京而不能有江南者,即因未有汉奸为之作伥。又清兴已四十年,而金则骤起,亦其异。】
3.吴三桂先起,数日滇、蜀、湘、闽、桂、黔六省皆应,势甚盛。
然不久即败。【康熙十七年吴三桂死,二十年三藩乱平。】
一、因三桂身为汉奸,不得国人信仰。【一到湖南,即妄建尊称,国号“大周”,改元“利用”,更失众望。】
二、三藩不能一致。【三桂起兵,耿精忠即应之,至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始以广东反。十六年福建、广东又叛附清。台湾郑经,亦与耿精忠始合终离。】
三、三桂已年高暮气,【起事年六十二。】不肯离滇,又不敢越长江。【其兵一自长沙窥江西,一自四川窥陕西。康熙十三年,陕西响应,然不出襄、樊,其势自缓。】
四、清主玄烨方少年【十九岁。】英锐,处置得宜。谕绿旗诸将谓:“从古汉人叛乱,止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故三藩之平,仍是藉汉人之力。
明清之际的转变,大部分是明代内部自身的政治问题,说不上民族的衰老。【以明末人物言之,较唐宋之亡,倍有生色。以整个奋斗力言,亦为壮旺。】
4.雍正时别设军机处,自是内阁权渐轻,军机处权渐重。然军机处依然非相职。
政权既集中于中央,【其实只是集中于内廷。】而各省又总督、巡抚常川监临,殆于常以兵政凌驾于民政之上。
梁诗正疏:【乾隆三年。】“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不敷,邻省协拨。解部之项日少。”又云:【乾隆十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
而各省督、抚,亦以用满员为主,参用汉人特其不得已。
5.“三藩”乱后,各省钱粮,扫数解京,地方绝无存留,更不必言建设。
康熙以前,各项钱粮,除地丁正项外,杂项钱粮不解京者尚多。自“三藩”之变以来,军需浩繁,遂将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
6.顺治九年,立卧碑于各直省儒学之明伦堂。凡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又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监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7.按:辽河东、西岸,其地久为中国之一部分。如燕太子丹之逃秦,卫满之独立,以至三国时公孙度之称帝,其合则为中国之郡县,其分亦中国人之事业。满洲起于吉林长白山外,辽河两岸皆逐步取之于明。及入关以后,惟恐中国不能久踞,故特以关外为其禁地,备作退步。称奉、吉、黑为东三省,悉以将军、都统治之,不许汉人出关。往来过山海关,必凭文票。【奉天地方,非贸易营运人不
准前往;准往者,仍不得冒滥入籍。吉林则不准再有流民踵至私垦。】
一省因与中国隔绝,其地文化亦有退无进。直至光绪末年,始仿内地行省例设立道、府、州、县,并开放直、鲁各省人得出关开垦。
中国近代东北文化之落后,实由清人以私意闭塞之也。又山西归化城、大青山【今绥(sui,2)远境。】种地民户,亦禁令不许私添。直隶平泉、建昌、朝阳、赤峰四州县,今热河境。亦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台湾亦禁止内地人民偷渡。此等禁令,皆至光绪时始废。
其对蒙古、西藏、青海,则一以旧俗羁縻(mi,2)。
扶植喇嘛势力,禁止汉、蒙通商,皆以政令特意造成闭塞之情势。新疆一省,亦划为满员衣食之禁地。直至左宗棠率兵平回以后,其禁遂弛,汉人接踵移殖,故其地开发情况较佳。
理藩院无汉人,使汉、蒙不相接,以便其箝制统治之私。
8.以清代与元代相比,清代汉化之程度特高,【元恃武力,故轻视中国。满洲无所恃,故刻意模仿汉化。】而其为狭义的部族政权则一。
至言清代武力,其得久踞辽河两岸并以入关,胥由明政黑暗,又获汉奸之助。【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吴三桂败李自成军,至乾隆五十一年;令据开国方略修改。此下平南明,破李自成、张献忠,要之明降将之力为多。】
及平“三藩”,亦全用汉将。绿营正式代旗兵而起。
时勒尔锦驻防荆州,埋南怀仁制造之大炮而先自退却。有欲举襄阳以北降者,赖蔡毓荣持之以免。【见熙亭杂录。康熙明诏罪满洲亲王、贝勒以下畏怯误事者近二十人。】可见其时满洲士气已不堪用。其前与明交锋,亦未占绝对胜利也。其时所用绿旗兵。多至四十万。云、贵多山地,皆以绿营步兵继之。其后准部、回疆、金川,亦皆绿旗勋绩。
至于乾隆十全武功,已成强弩(nu,3)之末,徒为粉饰,自耗国本。
乾隆初次金川之役,兵费二千余万两。准、回之役,三千三百余万两。缅甸之役,九百余万两。二次金川之役,兵费七千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总计在一万五千万两以上。
缅甸事发难于乾隆三十一年,终了于乾隆五十四年,阅二十余载。帅臣屡易,费帑九百余万,而功终未竟。魏源圣武记谓:“亦小夷气数未熸(jian,1),天姑少延之。”又谓:“刺虎持鹬(yu,4)功在乘时,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或谓缅甸数攻不下,乾隆乃重贿其酋,使贡象数匹以博“十全老人”之头衔。
此种不健全的统制,到底要维持不下去,而清代自乾隆以后,遂走入不可挽的颓运中。
9.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故说:“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反过来说:“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极端重视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闻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既主放弃偏狭的、侵略的国家主义,而采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义,则自然可以有此态度。】
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
辽、金的割据,虽则他们亦都慕向汉化,然而那时中国北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本已削弱,所以同化异族的能力,不够深强。【因此北朝对中国史上尚有贡献,而辽、金则无。】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开政权作实际的让步,一面厉行剃发令,要中国士大夫内心承认一个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
【非叫中国人承认一种文化上的屈服,满清统治权亦难久存。】当时南方士民拥护明政权之热心,远不如其拥护衣冠制度之甚。【只
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
惟南方士民临时义愤的结合,抵不住汉奸手下三十年有训练、有经验的正规军队。结果中国士民在自身组织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
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却依然存在。
中国以广土众民之故,政治一稳定下来,便不易激动。故明末遗老,多主张恢复封建,甚有主张恢复氏族大门第者。因封建则国体分割,易于摇动。社会有大氏族、大门第,则易于揭竿而起。他们以力量单薄的书生,而要来发动广大民众从事于大一统的政权争夺,其势实不易,故辗转而思及于此。
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之放涎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强毅、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格。诸老大抵皆少历
艰苦,晚臻耋寿。(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习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气,岿然独存于凶丧耗散之余。彼辈莫不有体有用,形成多方面圆满完整之人生。其为人立身与成学著书、皆卓然有以起后世之敬慕。北宋诸儒无其刚毅,东汉诸儒无其博实。实中国学术史上一段极有光辉之时期也。(关于诸儒学术详情,请阅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
尤其如康熙之好学。年十七、八时、以读书过勤咯血,犹不肯废。初,讲官隔日进讲,帝令改按日进讲。三藩变起,帝犹不肯废进讲之制。修葺宫殿,则移居瀛台,仍令讲官进讲。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于天文历算,皆所通晓,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吏治渐上轨道。
在长期丧乱凋残之余,社会秩序,以比较容易维持。
循而久之,社会元气渐复,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渐渐骄纵起来。【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虑。】
而一辈士人则事过境迁,亦渐渐的腐化。
二因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以廪饩收买士气。
袁枚《书院议》谓:“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士贫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赊而谋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则又挟区区之廪假以震动黜陟之,而自谓能教士,过矣。”按:书院厚其廪饩,卧碑严其禁令,开其为此,抑其为彼,士非愚痴,岂有不知?
一时名儒硕望,主书院掌教务者,既不愿以八股训后进,惟有趋于笃古博雅之一途。
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学者惟一精神所寄,而为清廷所最极端反对。
吴惠氏有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清廷科举功令,只是六经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则推波助澜,假意提倡江、浙考据之学,务期学者只埋头不张眼,则是百行法服郑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纵学风,正为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有相当了解之故。
此等风气,恰恰上下相浃洽,而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正为此故。
清代统治中国的传统政策,一面钳制士大夫,【社会中层】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社会下层】 清代讨好下层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赋摊入地粮,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永不加赋一事。
及将丁粮摊入田赋后,其后仍不断有差役,则亦仍是一种朝三暮四为狙公之赋芧而已。
则清之讨好民众,固仅胜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纳之制,官吏可以赀进。其始盖以初入关,中国士大夫意存观望,清廷藉以网罗社会雄于资财之一部分人,亦可减削一时反对之气势,而补开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于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后,既可不加税而饷足,又以官爵饵社会、安反侧,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后寖失本意,乃专为弥缝一时经费之急需。捐例大率
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军需。名器不尊,登进日滥,仕途郩杂。清廷徒守“永不加赋”之美名,而捐例迭开,不啻纵数十、百饿虎豺狼于民间,其害较之加赋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来,则民众只有受苦,绝对沾不到惠泽。因此待到士大夫阶层反抗清代的意志渐渐消灭,【即钳制成功,而士大夫趋于腐化。】即下层社会反抗清廷的气焰渐渐炽盛。【因吏治败坏,民不聊生。嘉庆十八年,蒋攸铦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乱民愍不畏法,此皆由于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这是狭义的部族政权不可避免的一种厄运。
10.
洪亮吉嘉庆四年疏,谓:“十余年来,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
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此则在嘉庆初也。
11.洪、杨先起,亦以“官逼民反”、“天厌满清”、“朱明再兴”等语为号。农民骚动主因,必由于吏治之不良,再促成之于饥荒。在官逼民变的实况下,回忆到民族的旧恨,这是清中叶以后变乱的共通现象。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
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炎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饥荒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著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渭“流寇”。【最著者如唐末之黄巢,明末之张献忠、李自成。】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然而到底违逆民意,依然成为其自身的又一种致命伤。【元末群雄并起,则不须为流寇,此亦见元代政治之普遍黑暗。】
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动的骚扰展开,这是安静散漫的农民所以能走上长期叛变的两条路子。可惜这两条路子,开始便已注定农民革命的命运,使他们只能破坏,不能成功,除非中途能自己改变。 盖洪、杨初起,其治军有规划,有组织。及到达金陵,即已志骄气盈,不能再有所改进,乃即以军职为民司。又踞长江之险,而徒仗掠夺民船,不再精练水军,宜其致败也。
他们并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娼妓,禁畜妾,禁吸鸦片。他们有一部分确是代表著农民素朴的要求。然而一到南京,距离事业的成功尚远,而内部便禁不住内讧起来。
洪、杨起事以前,汉人皆不得专阃寄。“鸦片”之役,能却敌者皆汉人,辱国者皆旗籍,然犹谴汉臣之立功者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旗员以利啖之即止。太平军则与清不两立,不用汉臣无可收拾。金陵既下,曾国藩仍推官文领衔奏捷。盖夙知朝廷意旨,不敢以汉臣自居大功也。
洪、杨的耶教宣传,【并非真耶教。】激动了一辈传统的读书人之反感。洪、杨的骚扰政策,惹起了一辈安居乐业的农民之敌意。曾国藩的湘军即由此而起。
相传太平军围长沙,左宗棠谒见天王,献攻守建国之策,并动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天王不能用,左遂逃去,为后来削平洪、杨之重要人物。如罗泽南、彭玉麟等,皆激动于民族文化礼教之保全,以及社会民生秩序之自卫,而奋起杀贼。彼辈不私财,不受朝廷官禄,以书生督领乡民,自卫地方,而渐次推及于近邻,乃一跃而为削平洪、锡之惟一势力。湘军与粤军【即洪、杨】同样抱有一
种民族观念。粤军的缺点,在于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一切目之为妖,而别拥伪造的天父天兄,读圣书,做礼拜。此与满洲入关剃发令,一在外面,一入内里,同样对于真受民族文化之薰陶者为一种难堪之损伤。但湘军诸帅,虽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
晚明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吕【晚村】诸儒之议论,早已为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摧残而泯灭。湘军诸帅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因此一方面【粤军】只注意到民族政权之争取,一方面【湘军】只注意在民族文化之保全。他们都不知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政权之不可分离,而结果乃演出同族相残之惨剧。
先后十三年,虽兵事利钝,瞬息千变,而进退计划,前后一贯。反观洪、杨,自三王内讧以后,石达开远行,内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陈玉成仅为战将,虽东西驰突,不无一逞之威,然中枢不能发踪指示,阃外不能利害专断,狼奔豕突,漫无把握。两两相较,成败自判矣。
12.明太祖所以能成事,一因元朝不能用汉人,一因明太祖自己极开明,能用刘基、宋濂等像样人物。洪秀全所以不成,一因清朝尚知利用汉人,不易推倒。一因自己太昏愚,始终不脱江湖草泽意味。因此他们虽揭举了民族革命的大旗,终因领袖人物之不够标格而不能成功。
13.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致治。
一因清政府种族观念太深,不能推诚大用。
二则因胡既早卒,曾、左诸人皆驰驱军旅,效命疆场,未得为中央大吏,于朝政少可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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