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莫言的《蛙》,让我想起了我是个超生宝宝。我就是口号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里的老三。
听爸妈说,因为我是超生的,家里喂的大肥猪被赶走了,爸妈结婚时的家具也被抬走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已经很值钱了。更重要的,我爸本是初中语文老师,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不能再教书了。这对于一直从事脑力劳动的爸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人生转折。我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怀上我后,我妈本来不打算要了,可爸说要了吧,自己的孩子,总是好的。后来家里人一直开玩笑,说我以后要对爸更好点。
今天跟几个朋友聊起超生宝宝的事,大家家里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是悲催的80后。有个朋友家里因为生她被罚款了540元,小时候村里人都叫她“五百四”,我笑说幸亏不是二百五。
因为我而让家里经历的事,我只是听家人说起,但儿时的好多年间,却经常听到大人谈论“某某躲外地去了、某某躲亲戚家了、某某躲山上了,某某家房子被拆了……”,那时年纪小,玩闹间不经意听着,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历史的烙印。
莫言说:“历史总是更看重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
你是当年的超生宝宝吗?
此《蛙》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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