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超生的

文/十月

屏山乡，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一个高山上，那里有一处山坳盆地，乡里有一个村，名叫内洋村，村里有一条小河穿过，那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村距离乡镇三公里，乡镇距离县城十三公里，这里的温度比县城寒上5度左右，因为常年雾气笼罩，故有“高山云雾气候”之称。

文革时期，这里的土地开始被人们开垦，解决饥荒的首要是增加土地可耕作的面积，稻谷产量因气候、土地肥力不够的原因，这里的水稻只有一季稻，而且产量非常底，几乎无法解决温饱。

父亲出生在文革前夕，母亲跟父亲同岁。不知何时何地的姻缘，母亲嫁到了这里。出嫁那天是个好天气，蓝色铺满了天空，阳光照在山上的植物上，呈现出绿油油的一片，山那边的小鸟也出来叫了几声，河水流过哗啦啦的，有些悠长。

乡里土地贫瘠，母亲本意不嫁这里，就因这里的庄稼不收成，却因为一些千丝万缕的选择，嫁进来乡里。时间一长，便也适应，勤劳的本性阻挡不了她，便开始发扬勤劳的传统美德。

梯地一片片开垦出来，挑一些粗肥上山，灌以便水，种上地瓜，来日辅以草肥之类，便也可收到一些地瓜。

日子长着，母亲便怀了，驮着肚子在田里地里干活，毫不懈怠。一胎生下个儿种，便也皆大欢喜，农村养儿防老，第一胎生下个儿子，自然公婆亲戚都乐于在天。

时日往复再继，母亲便又怀了，此番若生得一女儿，便是一个好字，儿女双全了。得幸，母亲在农忙之余诞下了一个女子。只等母亲生下她，取名苏青成。

毛主席提倡人多力量大，在计划生育下的诱惑，母亲在儿女双全之后的第二年怀上了并生下了又一儿子，就在那年，我成了超生的一个，降临到这个家庭。

国家搞计划生育那些年，村里的人们为了多生孩子，想尽了办法，也总听说谁家的猪被计生的狗拖走了，那是哪家的孩子被知道了，猪成了罚款的替代品。

父亲在国营厂里，被小人挑拨，灌以不按计划生育的名义，经过多年打拼的车间主任职位被下放了，同时被计生办罚了款。接踵而至的水稻产量减收，拮据到饭都吃不饱，四处奔波寻找生计。

劳动力不足的时候，村里人就计划着生孩子，生儿子成了养儿防老的思想扎进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父亲也不例外。

父亲没受过教育，读了一年级，二年级不到开学就被退下来，成为了故乡的放牛郎，命运也许就摆在面前。父亲去山里割草放牛，农忙时帮着干农活，为这个家添工分。

父亲经县城的熟人介绍进城里打工，父亲挑着一担地瓜就出发了，他用地瓜换路费，过桥用地瓜换，上汽车也是，庆幸人们都如此善良。那年父亲才十二岁，奶奶看着心疼，一直在村口望着，久久不肯离去。

一切的心疼渐渐也变得顺其自然，父亲开始挑起了担子。父亲聪慧，看着别人眼色行事，不会的东西就多问多学。与人打交道一回生，二回熟，父亲学着去市场上买一包烟，等到有机会了就掏出来请别人抽，别人也愿意教。

就这样父亲在厂子里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相对应的努力，父亲工资从十几元一直升至四十几元。进而家里的贴补也开始有些零头，父亲觉得生活总会变得越加好。

父亲迎娶了母亲，却不知为何嫁给了父亲，也许那是父亲与母亲的缘分未尽。就这样穷的日子里，开始了一家人的故事。我们也间隔两年之后相继出生。

因为家中的人越来越多，老旧的土房子已经容不下父亲与之同住的三个兄弟，父亲就带着大伙去山里挑梁柱，筑墙立瓦，盖起了两层楼的土墙木梁瓦房。父亲忙完厂里的工作，家里的农活季节也抽空回来帮忙，就这样家里开始慢慢有了起色。

那几年因为收成不好，家里的粮食不够吃，还未到开春，家里便开始断粮。断粮的日子有些长，母亲便四处借粮，借粮的俗成约定是等秋收时还粮，也成了村里不言说的规矩。

天色渐暗，母亲寻着灯火，去到一公里外的人家借粮去了。丢下几个孩子在家里，哥哥那时特别懒，而我还较小，姐姐便揽起了家务，而我就跟在她的后面，成了农活小帮手。

读小学三年级开始，姐姐便什么活都会干，从房子的后门打水，一桶一桶装进厨房的水缸，上灶头煮饭，一边烧火一边炒菜，不够高就搬椅子垫高。

家里烧蜂窝煤，从镇上挑回来的煤块，轧碎之后，姐姐就主动去屋后挖黄土加进煤堆里，从后院挑水用葫芦勺子打进水，再用她那双小脚踩。

母亲从地里下来，用手夯打蜂窝煤一个一个打在院子里，一行一行整齐排着。太阳晒着煤，到了正午，经过一个午后，姐姐就把蜂窝煤一个一个整齐堆在煤洞里。

家里养兔子，每天都要吃草，姐姐就提着篮子去地里拔草，拔满一篮子，就一趟来回。邻居看见了就会夸，生了一个活宝。夸她将来一定会很幸福，谁娶到她也肯定幸福，就因为从小姐姐就特别勤快，做事情像个小大人一般。

当然母亲也是没办法，农忙在田里，没有时间忙家里的活，就只能让孩子帮忙。就这样我们一天一天长大，小学读完，父亲说能读就尽量读，只要能考上都会送。

父亲在厂里上班，结果厂里发不出工资，父亲就在县城周边打临时工，只要有活都接，家里有三个孩子，还有两个老人，爷爷身体不好，勉强种些庄稼，家门前后种蔬菜，一家的经济都压在父亲身上。

可就在那时，哥哥姐姐上初中，我也上小学，家里的学杂费一下子比往常更重，父亲趁着年轻拼尽全力做工。父亲提前跟学校打了欠条，说等到学期过半来交学费，班主任见父亲面带难色，一再哽咽的声音，写了一张欠条，才勉强答应了先入学。

父亲不舍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凑着学费，如约缴纳了学杂费。校长也允许了父亲的做法，接下来的每一学期都如此。等到我也上了初中，哥哥和姐姐就都面临着初升高，还是走向社会。这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人生需要做选择。

哥哥的成绩不好，父亲已经明白了他的何去何从。姐姐的学习成绩处于中等，父亲希望她能够考上，可她的成绩一直不见起色，我们全家人都注视着她的努力。

父亲说，只要姐姐考得上，就一定会咬牙送。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期望，终究让人留下遗憾。姐姐并没有能考上高中，开始有些不知所措，面临的是离开家，去往城市。

父亲经过百般打听，知道姐姐还可以继续读技校，社会的现实问题落在姐姐的头上。父亲眼里看到了她幼小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未知，便决心咬牙继续让哥哥和姐姐一同去读技校，这样也许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像乡里的所有进城的孩子一样，用麻袋装满自己的生活用品，上那辆轧着泥土的土黄班车，然后离开父母，以后的路就靠自己。那些日子，我明白这种离开意味着什么，我突然明白了也许父亲不生下我，这个家庭会更好，姐姐可以花钱读高中，哥哥兴许也可以。

临去的时候，父亲给了哥哥姐姐一张银行卡，那是父亲的工资卡，一张存折，一张卡，父亲把卡给了他们。父亲并不知道这张卡在城里是用不上的，他们所在的学校没有农村信用社的取款处。

我放学回到家中，看见母亲特别着急，说姐姐在城里没钱了，却没地方寄钱给她。拖了乡里的亲友，这才把钱寄到他们的手上。我明白那一夜，家人哭得不知所措，那一夜过得是那么漫长。

读完两年技校，拿到毕业证，才明白所谓的技校生，是为某一处的工厂提供劳动力。就这样，哥哥姐姐进了工厂，工厂是三班倒计时，一个月休息两天，其余的时间都必须在工厂里加班。

读完技校毕业的那年，我也读完了初中，我幸运地考上了县城的第五中学。我成了家里的希望，哥哥姐姐未走完的路，由我替他们走完。

那一年父亲的厂面临破产了，意味着父亲面临失业，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又一次没了来源。姐姐在工厂上班，寄回来的钱让我继续。父亲也不闲着，四处找活儿，后来父亲借着在厂里的技术，骑着摩托车替人做电焊的活计。

就这样父亲靠着努力一点一点，在外挣回来的钱，盖起了水泥砖房，也送我读完了高中，接着我考上大学，读完四年的大学。

姐姐和哥哥，也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工厂，哥哥也渐渐成家有了自己的活计，姐姐这些年开始有了自己的积蓄，也慢慢走进自己的家庭。

而我工作毕业后，找了一家公司，也开始挣钱养活自己。父亲在我的眼皮底下，开始脱去了厂里的样子，长了许多白发，母亲也满头白发。

当我再次想起来我是超生这件事，我问父亲是否后悔把我生下的时候，我明白了他眼里泛着光，那种对我深深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