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龙朔三年(663年)八月的白江口之战,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战不仅改变了半岛的战略态势,对整个东亚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约从前一世纪起,半岛上便陆续兴起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自建立以来相互攻伐,混战不断。唐朝建立后,新罗与唐朝交好,百济与高句丽一起倒向日本,与唐朝和新罗对抗。
唐显庆五年(660年)七月,唐朝出兵攻打高句丽。唐将苏定方采取先攻百济的战术,率军攻陷泗沘城,平定了百济。百济贵族鬼室福信向日本求援,日本齐明女天皇和天智天皇派遣大将大华下阿昙比罗夫连率军五千,将在日本当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送回百济继承王位。此后二万七千余日军攻下了新罗的沙鼻岐、奴江二城,进逼白江口。
为了打退日本人,唐朝和新罗联军从熊津出发,向百济的周留城进发。八月,刘仁轨所率唐朝水军在加林城附近的白江口与日本水军相遇。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唐军用火攻之计,“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随后,唐罗联军三面围攻周留城,百济和日本守军纷纷投降。日本被迫撤回日本。白江口之战以唐罗联军的完全胜利告终。日本将全部兵力撤出半岛,开始固守本土。
白江口之战形势图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情形,《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如下:“仁轨遇楼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滔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百济诸城皆复归顺”。
此次战争以日百联军惨败和唐新联军的完胜告终。日本残部败撤回国,百济王子扶余丰亡命高丽,百济复国活动彻底失败。
在唐朝看来,白江口之战只是一场出乎意料的遭遇战,战后也没有表现出乘胜追击的意图。但对于日本来说,此战损失惨重,百济的陆上部队被迫放弃攻势,协同水军残部狼狈撤回本国,复兴百济的计划彻底破灭。不仅如此,日本从此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对唐军的恐惧。
此次海战并没在中国史籍中大书特书,因为这只是大唐初年唐军在辽东和半岛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于其他东北亚诸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
白江口之战后,百济故地曾一时兴起的复国行动归于失败,立国六百余年的百济覆灭已成定局 ;随着高句丽在半岛的重要盟友灭亡,高句丽的灭亡被间接加速,高句丽的作战由原来辽东地区单线转为东西两线作战 ;巩固了唐军在半岛的军事成果,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提高了更有力的外部环境 ;对日本的影响最为重大,打灭了日本军事自信心,使其开始真正虚心学习大唐文化,此后千年的时间里日本都没有再动过西进的念头。此战后,随着大唐在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威名日隆,确立了以大唐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格局,并最终形成了以隋唐为核心,影响波及半岛和日本列岛、越南等地的“隋唐文化圈”。
日本水军在白江口之战中的失败,是他们在没有真正认清自我和了解敌情的前提下,又不能认清自己,没有对自身综合国力进行一个客观认知,没有积极进行战斗失利的反省和作战策略的调整。
日本介入百济战争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与百济有什么情义,而是日本人对百济和高句丽存有野心。
日本认为,如果能复兴百济,将使其在东北亚地区获得很大的利益。但是日本将唐帝国作为对手,此举未免过于鲁莽和幼稚,只能说是日本人利益熏心,鬼迷心窍做出的决定。日本从来只会高估自己,低估中国的实力和决心。
日本在白江口战败后,天智天皇诏令开始改革,同时将更多精力用于加强国家防御。正当日本政府提心吊胆唐军渡海报复之际,唐朝却三次派出使节来到日本。
唐使的来意很明显,唐朝平定百济后,与新罗对高句丽的联合合围之势已然形成,对高句丽的战争即将展开。为了集中精力夹击高句丽,唐朝也需要及时调整对日关系,避免日本再度与百济势力勾结。
麟德元年(664年)四月,大唐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人的第一次赴日外交行动并不顺利。因为此时日本刚刚战败,国内弥漫着恐慌气氛,对唐朝心生防备。日本又不敢公开驱逐唐使,怕招来唐朝的进攻,所以天皇采用了一个借口,以郭务悰等人未带国书为名,不许其进京,将其礼送出境。
天智天皇第二年九月,唐朝沂州司马刘德高第二次出使日本,这一次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协议。但是日本依然对唐朝心怀疑惧,天智天皇甚至将都城从飞鸟京迁至近江,以便在唐军攻日时,能便于联络高句丽。然而,高句丽已自顾不暇,次年九月,唐军攻陷平壤,全部平定了高句丽。这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面对可能到来的对唐战争,日本决定派出遣唐使,探听唐朝下一步的动向。
让人意外的是,高句丽平定后,唐朝和新罗两个盟国因为战略目的不同,矛盾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唐朝让百济太子扶余隆担任熊津都督,开展战后百济的建设,以及让百济派代表与新罗会盟后,新罗索性抛开唐军,独自开始了统一半岛的进程。
咸亨元年(670年)三月,唐朝和新罗两位曾经的盟友发生正面冲突,从而拉开了长达六年的战争。
因为新罗拒绝唐朝的和平建议,加紧对原百济领地的占领,百济多次向日本求援,但日本已无力卷入半岛的纷争之中。同时新罗也向日本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与日本结盟,共同对抗唐朝。
咸亨二年(671年),唐使郭务悰等六百人,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使团。并将唐日白江口之战中俘虏的一千四百名日军俘虏交还给日本。
唐朝为什么会对日本采取低姿态呢?因为这一年唐朝在与吐蕃的大非川之役中大败后,西部形势急剧恶化,唐朝已经无法向东北地区增添兵力,所以希望日本能够与唐朝结盟,出兵对抗新罗。这是唐朝的明智之举,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唐朝疆域图日本方面最终没有答应唐朝的出兵要求,他们在唐朝和新罗之间选择了保持中立的态度。
一个月后,日本国内爆发了“壬申之乱”,天智天皇之弟大海人皇子登上了天皇宝座,成为天武天皇。他选择了与唐朝保持距离,加强与新罗的关系的外交政策,日本停止向唐朝派遣遣唐使,而改向新罗派出遣新罗使,两国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日本没有忘记数年前白江口之战中唐军的厉害,所以并不想介入唐朝和新罗的战争。
吐蕃兴起后,唐朝军事重点在西北边疆,所以对辽东地区采取战略收缩。这使得新罗乘虚而入,统一了半岛,唐朝也承认了新罗的统一,双方停战,新罗被唐朝加封为鸡林州大都督,奉唐朝为正朔。
从白江口之战到8世纪初,唐日关系主要围绕着半岛展开。为实现在半岛的战略规划,唐朝三次派遣使者赶赴日本。日本自白江口之战后,一直对唐朝抱着惧而远之的态度。直到长安二年(702年),日本在时隔三十多年后才向唐朝派出了第六批遣唐使,自此唐日间的交往进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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