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疾这本书是著名历史学作家张宏杰先生的作品，讲述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从中国的历史角度出发，以中国建朝开始，以中国的政治体系为主，经济为辅，作为书的主线。这本书通过对清朝的反腐败措施、中国官员的俸禄制度以及历史上官吏的生活状态三个方面对腐败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
一、制度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对于腐败问题绞尽了脑汁，想尽了办法，反腐败措施并不少。比如中国传统的“人性本善”思想，提倡以德养廉；北魏太武帝建立了“举报制度”，“其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意思是号召天下百姓可以跑到皇帝面前举报其官长。北魏甚至制定了类似于现在的“财产公开制度”和“长期追责制度”；明朝初期朱元璋发明了通过群众运动来反腐，他发布的《大诰》中宣称，百姓如果痛恨一官吏，可以不经法律程序直接捉拿，送到他面前。这种种规定最终都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原因在于，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制度腐败问题，一切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决定一切，权力支配一切。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利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生活领域扩张。想要致富并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通过权利，可以无限度的获得巨额财富。
二是权力不受约束。中国古代讲究人治，因此权力的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地方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地方上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对下则永远英明、正确，因此很容易作威作福。三是低薪制导致腐败恶化。中国古代大体上都是采取的薄俸制。哪怕是以高薪著称的宋代，对于广大低级官吏也采取的是薄俸制。更有甚者，北魏和元朝早期还采取无俸制。这种低薪制造成真正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其清苦，大部分官吏则是想尽办法弥补亏空。因此贪污腐败不可避免。二、制度反腐是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反腐败史上的特例，大清王朝唯一不贪腐的衙门—海关。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运转失灵，海关官员逃到了租界，但是外商的船只还在港口等待，贸易还需要继续进行，英美法三国领事商量后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这种代管其实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的收税，收到的税款也如数交给了中方。在外国人的管理下“税收大增，政府善之”。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脑洞大开的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基于种种原因，1863年，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对中国海关的管理。赫德采取了四种措施防止腐败：1、建立新的会计制度。对记账形式进行改革，采用英国当时最新财政制度中的会计制度体系，让收入支出更加明晰，做假账更加困难，提高海关行政的效率。2、建立有效的审计制度。专门设立了独立的机构—稽查账目税务司，采取不定期抽查的方式，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不当的行为，立刻停止相关负责人职务。3、对人事制度进行改革。逢进必考，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广州、青岛、九龙和伦敦等地设立了考点，不论谁介绍来的人，都必须参加考试。赫德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同学的孩子就因为没有通过考试，最终没有被录取。4、进行工资制度改革。采取高薪养廉，公开薪金。从最高等级的税务司到最低等级的稽查员：薪金为9000两—240两都有明确的分类规定。此外，员工还享有年度奖金和福利津贴，干的越久，待遇越高。通过这些措施，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效率，极大地降低了腐败。综合来看，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革采取了几项相互关联的管理制度，高薪激励机制让员工“不想贪”，会计和审计制度让员工“不能贪”，严惩制度让员工“不敢贪”。当然赫德对中国海关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国人的歧视，把中国海关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但是从制度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改革是科学的，正确的。因此成就了“大清王朝唯一不贪腐的衙门”也就不难理解。
三、制度反腐关键在于法治。 法治有别于人治，人治更强调道德的力量。赫德在和中国官员探讨“道德”话题时说：“我说中国人和我们不同之处可以追溯到根本的出发点：中国人说人性善，我们说人性恶。中国人因而求助于教育养成的规矩；我们则通过惩，对违法进行治理和处罚，树立法律和规章。”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始终是宣扬的人性本善的思想。然而在腐败问题上，只有明确严谨的法律和制度，才是相对于道德更加行之有效可操作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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