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难得，在于他一辈子只有一个信仰，并一以贯之。他不像宋朝及之后的一些道学家，满嘴道德文章，私下里却阴暗肮脏；也不像陶渊明之类的隐士，少年时热血沸腾，忠君爱国，后来被黑暗的现实一刺激，转而出世，独善其身；还不像一些前半辈子吃喝玩乐无恶不作，后来忽然经世致用的回头浪子。《诗经》里也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古谚语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历史上像杜甫一样，做一辈子的圣人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孔子。
一味地忠君和狭隘地爱国，这样的人历史上并不少见。杜甫的难得，还在于他的思想里，第一个台阶是个人的喜怒情感，第二个台阶是忠君爱国，第三个台阶是对民生的关注和同情。这样一来，杜甫的诗歌，情感自然厚重，也散发出难得的人性的光辉。杜甫，也脱离了封建文人的桎梏，站在了一个前不见古人的高度。
杜甫的诗歌里，对君主的忠诚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要远远凌驾于个人情感之上。表现为杜甫不管在人生的什么阶段，个人是穷还是达，都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前途，但是终点不是个人显耀，也不是光宗耀祖，而是为自己对君王和国家做事找个合理身份。毕竟，在其位，谋其事。名正才能言顺。因为终点明确，所以才能不管在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候，还是旅居长安的盛年时候，还是客居剑南的晚年时期，还是流浪西南的垂暮时期，都心系国家命运；才能不管是在看孤苦贫病的人生低谷，还是在位居左拾遗的时候，都能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一切以国家为重。也因此我们读他的诗会发现，几乎是“有句皆忧国”“每饭不忘君”。难得有一次“漫卷诗书喜悦狂”，也是因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这样，杜甫把自己的喜怒几乎完全和国家的安定与动荡联系在一起了。
杜甫还关注民生，心系苍生。他对苍生，不是居高临下、置身事外的慈善，而是感同身受的悲悯。出身没落士族家庭的杜甫，为了生计和理想也曾百般隐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然而随即他就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慨叹；前一刻“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感叹“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转而能由己及人，“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己茅屋，尚且被秋风卷走三重茅，想到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才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杜甫。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准确地体现了杜甫思想里“忠君”和“怜民”的特点。而众所周知的三吏三别，更是诗人在面对君王和国家与百姓的命运冲突时的选择。我爱君王，爱国家，更爱的，是国家的百姓。这样的思想，使得杜甫的诗歌千百年来，有无数无数的簇拥者。
杜甫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自伤身世的感伤之作，有“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忧国之调，更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民之情。因而才是我们心中有血有肉的诗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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