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就其类别，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产中的仪器、设备、工具等，属于物质文化；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节日、传统等，属于精神文化。
通常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是生产产品、生活用品的总和，通常以具体实在的事物存在；二是行为文化，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风俗、节日、传统等，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三是制度文化，是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四是思想文化，是思想、学术的总和，包括宗教哲学、学术思想、意识形态、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作品。这是文化的核心，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国陷入了灾难的深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其本质，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转型之路，漫漫长途，一代代中国人苦心孤诣，上下求索。回头看1840-1949年走过的路，我们发现文化转型之路，是从物态文化，到制度文化，到思想文化，一步步深入一步步走过来的，并不是一脚踏上坦途，是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在城下之盟的屈辱中，在千百次失败的无奈中走过来的，其曲折、其跌跌撞撞真是一言难尽！
一、转型从物态文化层面开始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被迫订立《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席卷大江南北。内忧外患之下，朝野都在寻求应对之策。于是我们看到：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在广州开办译馆，收集西洋各国的消息情报和国际知识，汇译成《四洲志》。
林则徐被贬后，将《四洲志》交给朋友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魏源不辱使命，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1861年写出了《制洋器议》，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自信：“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往时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风行响应，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於西法之外者，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
1861年1月20日，清朝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采用西学、制造洋器”等自强思想的指导下，在总理衙门设立后，19世纪下半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其代表人物：朝廷中有奕新、文祥；地方大员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等。
洋务运动是在败于强敌，诸夷互市，聚於中土的背景下，由自己制造船炮，欲自强雪耻的实际行动。重点是从西洋购买船炮，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强调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学)为主体，以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为手段，图强求富。洋务运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比如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工业；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等一批民族企业。1888年北洋海军的成军，是洋务运动最高成果的体现。但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
从文化角度看，军事工业、民族工业、北洋海军等成果，都属于物态文化。当然涉及一点制度文化，比如公司章程、军事组织等，但属于枝节不是主流。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文化仅仅从物态文化层面的转型，不能获得成功的！
二、转型开始涉及制度文化层面
1894年败于做了自己1000多年的“学生”日本，况且日本是撮尔小国，彻底粉碎了清政府的自大与傲慢！朝野都开始深刻思考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于是我们看到：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写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认为东汉以来独尊的儒学经典，不过是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新学”，湮没了孔子学说的“微言大义”；后者用大同社会的理想抨击封建专制，表现了民主自立的思想，论证提出了托古改制的思想。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康有为会同上千名举人“公车上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1896年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前文中，他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后文中，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1898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意识到要对帝国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实施变法。诏书明确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但变革的领导力量不坚强，光绪帝并未大权独揽，只是一个儿皇帝；康有为不是出色的政治家，不知道结成统一战线，壮大自己本就弱小的势力；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社会基础不足。待到西太后发令，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街头，维新变法骤然中断。
随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本想借助拳民力量，驱逐洋人。这是对敌我势力的重大误判，直接导致八国联军侵华。 1901年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巨大，主权进一步丧失，对中国打击巨大！此时朝廷连保守派都改变立场，要主动进行变法。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清政府进行改革，是为“清末新政”。新政倡导商业、编练新军、废除科举、改革官制、筹蒙“君主立宪”等等，较之维新变法，改革程度更广。
从公车上书到清末新政，明显可以看出比洋务运动深刻的地方，其对社会推动作用，不仅体现促进经济发展上，而且体现在制度建设上，比如国家政治体制改变、政权机构的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等。正如陈独秀指出：“虽国儿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而入政治根本问题，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同时，维新变法、清末新政也部分影响到思想文化层面，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等呼吁和实践。从文化角度看，这些成果已经突破物态文化的层面，大量的属于制度文化层面，也涉及到思想文化方面。整个文化的核心，思想文化层面不再巍然屹立，已经开始动摇。
从公车上书到清末新政的一系列失败，表明文化转型已经切入到制度文化层面，但还是不能获得成功！
三、转型终于转到思想文化层面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国家并没有真正实现共和和民主，从此走上强国之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政府要兵无兵，要钱无钱，要人无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很快让位于袁世凯。但袁世凯却带领国家走上了复辟帝制的老路。于是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1913年)、护国运动(1915年)、护法运动(1917年)等。国家根本没有统一，没有价值共识，没有伦理共识。国体在共和和君主专制摇摆，政体说变就变。曲折奋斗了60年的古老中国往何处去？于是我们看到：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5年9月15日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陈独秀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呼吁：“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易白沙(1886-1921，湖南长沙人)1916年发表了《孔子平议》，列举了孔子四大毛病：一是尊君权，漫无限制，易造成独夫专制之弊；二是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三是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四是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1916年在《宪法与思想自由》中说，“皇帝与宪法，盖不能两立者也”，“(宪法之保障)其渊源维何？即思想自由”。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分析了从1500年至1916年，文化冲突之七个阶段，指出“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从历史和现实的总结中，终于认识到，相比于船炮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文化的腐朽和落后，才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蒙辱于西方的根子。在这样的认识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表现为两大革命，一是文学革命，包括启用标点符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字横排，排斥贵族文、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提倡新文学。二是伦理革命，“非孔”是一个总题目，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统统在反对之列。陈独秀撰写了一系列“非孔”文章。后来傅斯年说：“我觉得独秀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正在这里。因为新的政治决不能建设在旧的伦理之上。…·”
对旧的伦理的批判，真正动摇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根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重大事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都只能算局部的转型，都是不彻底的，只有新文化运动是真正动摇中国历史和文化根基的。所以，新文化运动才是文化转型的真正开始。
(四)文化重建之路
旧有的中国自身文化彻底否定之后，将重建起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呢？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19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期间，陈独秀被捕，周刊《每周评论》无人负责，胡适和李大钊接办。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问题和主义之争。随后多次论战。胡适信仰实验主义，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胡适的争论，标志着新青年阵营分裂。
陈独秀羁押93天后获释。《新青年》从轮流主编又回到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2月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宣称：“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厂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谈文化，怎么争论都可以是朋友，但一谈到政治，不是同志，便是仇敌；不为信徒，便为叛逆。从此新青年阵营解体了。只有李大钊和陈独秀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从此，陈独秀带领《新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据统计，从这以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于 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中国文化构建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构建的新文化，必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至此，近代文化转型宣告完成。
回头看文化转型之路，我们能发现文化转型之难，尤其对于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向前辈先贤的探索、付出、奉献和牺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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