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尤其是法律观念的转型。
我们都知道，《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有一句著名的话，所谓现代社会转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我就问那位作者，在近代中国，你能找到一个典型的故事，说明这个转型和冲突吗？
就拿蒋介石来说事儿吧。蒋介石在对待他儿子蒋经国回国的事，其实就典型地说明了“身份”关系和“契约”关系的冲突。
话说，1931年12月27日的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提起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叹息自己，自从儿子去了苏联，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儿子了。思恋之情，跃然纸上。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提到儿子，满心愧疚地检讨自己：“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父母、照顾子女，真是惭愧。”
我们先交代一下背景：1931年秋天，刚刚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国难当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号召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这个时候，国民党党内普遍要求蒋介石下台。蒋介石没办法，只好下野。这是蒋介石一生无数次下野中的第二次。
这个时候蒋经国已经去苏联六年了。但是因为四年前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苏联的朋友变成了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敌人。所以，事实上，蒋经国已经变成了苏联人质。最近四年，蒋经国杳无音信，是活着还是死了，蒋介石也不知道。
那蒋介石有没有机会接回儿子呢？
有，但是他放弃了。
一年前，一个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高级干部，被国民党逮捕了。这个干部，同时负责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活动，位高权重。被捕之后，苏联非常重视，请宋庆龄出面斡旋，苏联人愿意用蒋经国交换。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宋美龄的二姐，于公于私，都有非凡的影响力。但是，蒋介石很固执，坚决不同意。
他在日记里冠冕堂皇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站在他的立场上，他觉得儿子的命，没有他的政治重要。
但是，蒋介石是不是不思念儿子呢？也不是。因为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的新婚妻子宋美龄流产了，而且基本判定，一生没有再生育的可能。
那蒋经国就成了他唯一的儿子。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不是还有一个蒋纬国吗？不是，蒋纬国是戴季陶的儿子，是蒋介石的养子，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而已。他蒋家的血脉，实际上只有蒋经国一个继承人。
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蒋介石这个阶段这么思念蒋经国，不是简单的父子情深，而是因为对于“绝后”这件事的恐惧。
两个证据——
第一，他此前的日记中很少提到蒋经国，但是在宋美龄流产后，提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
第二，我们刚才提到的，蒋介石1931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说：“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看到这里，是不是感天动地，父爱如山？别急，这篇日记里后面还有七个字：“以告慰双亲之灵”。
还有一篇日记，写的就更清楚了。蒋介石说，“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看，说来说去，重点还是自己能否敬孝，而不是纯粹的父子之爱。
那这个时候的蒋经国在干嘛呢？他正在莫斯科郊区做农民，还当上了那个村的村委会副主任，并没有什么性命之忧。
以上是蒋介石的内心活动。那当时社会的演进方向，也就是现代化进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那个时候，正式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
这部法律，是效仿德国的民法制定的。按照这部法律，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孝道伦理，转变为亲子关系中的权利义务。
也就是说，对于已经过世的父母，蒋介石作为儿子，已经没有任何义务。他内心的愧疚，内心的孝敬，都是他内心深处的伦理要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
那对于已经成年的蒋经国呢？法律上，蒋介石也没有义务，因为儿子已经成年了嘛。
倒是前几年，蒋经国没满20周岁，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蒋介石这个父亲，法律上有义务抚养他、照顾他。根据新的民法，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观念，对于未成年子女，父母的义务聚焦于抚养，抚养聚焦于子女利益最大化。父母怎样做对于未成年子女最有利，就应该怎样做。
但恰恰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很少在日记里提到儿子，有机会解救也并不出手。
这就是那个时代，人的典型困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你既可以为了某个高大上的理由，比如为政治理想献身，抛弃儿子。也可以为了不绝后，“不孝有三，无后无大”，而拼命地思念儿子。但是人天性当中的父子情深，反而不是重点，也没有权利义务关系。在这个观念系统里，儿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工具。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观念中，儿子这个身份不是最重要的。父子关系，其实是一种契约关系。你生了一个人，把他带到世间，其实就和国家签下了一张合同。你要负有照顾他、把他抚养成人的义务。这个义务，在他成年之后就解除了，剩下的就是纯粹的父子亲情。
你看，这就是梅因说的，现代社会观念转型的本质，就是“从身份到契约”。
人，不是依附在某种关系里的身份，不是完成关系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是依靠规则和契约来协作的。
蒋介石，一生号称自己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但是，至少在对待儿子这件事上，他自己也没能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观念转换。
说到这里，我想起蒋介石给胡适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你看，新文化、新思想，在蒋介石看来，都是好东西。但是旧道德、旧伦理，蒋介石也不舍得抛弃。
而这新和旧，真的可以相容不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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