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蒲松龄的两句自勉联,曾在中学长期霸占我议论文的序言。材料充足,这两句话可以拿来装点门面,故事贫乏,这两句话又可以衍生出两个故事。进可攻退可守,是作文制胜的一大法宝。
卧薪尝胆,人们会想起勾践,至于他干了什么事,大概就是三千越甲吞并吴。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除了尝胆还喜欢尝些什么,卧薪之余,喜欢雕花实木大床还是席梦思榻榻米,恐怕就鲜有人去了解。
这很正常,被成功励志学主导的中学议论文,只需了解到这个程度。当写到“越国终成春秋五霸”,这个故事也就收尾了。勾践他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他是尝胆还是尝粪,都不在八百字作文的范围内。
历史把他塑造成一个复杂的人,但我们喜欢把他按励志的角度去解构,把他想成一个正义的人,像那些在采访中四点半就准时起床锻炼的企业家,叫人不佩服都不行。但事实上不服气的人有很多。
他的首席大臣文种不服气,狡兔死走狗烹,他在最危难的时候为越国主持大局,却在功成之后被一把剑赐死。他的上王夫差也不服气,多少人劝他趁早做掉勾践,这个曾经的一国之君,如今低到尘埃里,为了活命,舌头也肯伸进粪桶。他心一软,大手一挥放他回故地,没想到他临阵倒戈,再见面时自己已经被逼入绝境,像极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从此他们一个变成了不知进退的蠢臣,一个变成了骄傲自大的昏君。勾践后来逆袭,灭吴变成了堂而皇之的正义,那是当然,因为只有立于顶点之人才能定义善恶,只有胜者才是正义。
历史对胜者来说是文字的排列组合,野史不足信,演义不可取,那正史就一定客观了吗?中国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所以前朝的末代君主一定具备了某些亡国之君的素质,稍微懒散的被叫作不思朝政,喜欢玩乐的被批语无道荒淫,就连勤奋努力的崇祯皇帝,也恨不得写一篇长文,题目是“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司马懿辅佐了曹家四代君王,曹丕临终托孤的四大臣之一,他身受重恩,本可以选择做周公辅政。但晋朝篡魏,司马懿被描绘为因狼顾之相被曹操见疑的苦命大臣,为了活命要示弱装病,为了家族利益才起兵谋反。晋书里的司马大帝杀伐决断,平孟达,破公孙,擒王陵,对天下形势的精确把控。驱马挥鞭,出敌之不意,举手投足都是满满的智慧。大事精明,小事也不糊涂,篡权夺魏被描绘的像不得已的命运。
司马家用一次军事上的冒险,换来了往后几千年的话语权。
中国不缺乏为胜利者歌功颂德之徒,但少有人肯为失败者列传。司马迁是一个异类,他为失败者李陵辩护,遭遇了宫刑,写史记,他把霸王项羽列入了本纪。
项羽是极少数,由于司马迁对他的喜欢,被当成了帝王来写。始皇东游,“彼可取而代之”,他描写的这个人身上集合着英雄的不凡,也有普通人难以跨过的欲念。人的特点就在于无法定义的复杂性。
小时候看电视剧,总觉得电视里演的蒋介石是袤贼,是罪人。但年龄渐长,发现蒋公一生自律,年轻时信奉阳明心学,晚年追随妻子成为了基督徒,每天都会坚持写一篇日记。再读他的日记,好多次,他总是在开头告诫自己遇人事要克制,一边又忍不住大骂娘希匹,看着好笑却觉得很真实。
回想偏见是怎样产生的,就像姜文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所讲:“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好多东西过去我不懂,现在也不能说明白。对那些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不谈,但看见也是一种力量,要学会铭记。
明天的太阳照常会升起,他们当然希望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但我们还可以记住鸿爪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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