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在中文里的直接出处是《周易》，原话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是形象、形状的意思。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具体的东西，比如你戴的手表，你住的房子。这些具体的、有形的东西，都属于“形而下者”，那么反过来，抽象的、无形的东西就是“形而上者”。你的手表为什么能计时，你的房子为什么能遮风避雨，这背后都有抽象的规律在，这些规律就属于形而上的学问，也就是“道”，也就是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里很重视“道”和“器”的二分法。如果你的水平只停留在“器”的阶段，你的发展潜力就很有限。比如你能胜任A公司的前台工作，但把你换到B公司的前台，你就不知所措了。这就意味着，你的能力过于具体了。但如果你上升到“道”的层次，就可以举一反三、一通百通，随便换到任何一家公司的前台都能胜任愉快。如果你在“道”的层次更上一层楼，你还能掌握更抽象、更有普遍性的规律，从一家公司的前台工作领悟出待人接物的一切要领，那么哪怕让你去做一份从没做过的工作，但只要它是和人际关系高度相关的，比如治理天下，你都可以无师自通。

这就是孔子推崇的“君子不器”，这方面的榜样人物就是儒家的圣人大舜。大舜明明只是穷小子出身，既没学问又没眼界，但偏偏做什么像什么，就算突然提拔他当领导，他也能表现得好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一辈子一样。如果我们来总结大舜的成功经验，就可以说他对“形而上”的知识有着超常的领悟。但是，中文里可以说“形而上”，可以说“道”，并不会说“形而上学”。

确定“形而上学”这个名称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当时西学东渐，日本大量译介西方经典，井上哲次郎从《周易》取材，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著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意思是“研究形而上的学问的学科”。后来这部书传到中国，中国的翻译大师严复很排斥日本人的译名——严复把Metaphysics重新翻译成“玄学”，结果谁也没压倒谁。今天我们读西方哲学的中译本，“形而上学”和“玄学”都是常见的词，不知道来龙去脉的话还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那部Metaphysics终于还是以井上哲次郎的译名胜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译本，译名基本都叫《形而上学》。不过在西方世界，Metaphysics这个书名本身的来历就是一场乌龙。公元前1世纪，学者编辑亚里士多德的遗著，把这部分手稿排在《物理学》手稿的后边，原稿并没有题目，编者也没想好该怎么取名，就暂时写上“排在《物理学》之后的若干卷”。这话是用希腊语写的，后来罗马人整理图书，用拉丁语改写成Metaphysica，这个名字后来就在西方世界沿用下来，到了英语里就变成了Metaphysics。词的前缀meta既有“在……之后”的意思，又有“超越……”的意思，学者们舍简易取深刻，Metaphysics的意思就这样从“排在《物理学》之后的若干卷”变成了“超物理学”。

这也不能全怪学者们粗心，因为这部书里讲的内容真的属于“超物理学”，诸如“存在”到底是什么，“实体”到底是什么，“一”和“多”到底是什么关系，事物存在的原因是什么，终极原因又是什么，诸如此类。这些问题如果用英文表达，就是Be和Being的问题。所以哈姆莱特最名著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涵义不仅仅是“生存还是死亡”，否则就可以说成“to live, or to die”了，但中文只能这样翻译。

你肯定会问：“这不都是哲学研究的课题吗？”

形而上学与辩证法

没错，这都是最基本的哲学课题，所以“形而上学”和“哲学”这两个词在有些时候可以等价互换。“哲学”这个词也是日本人借用汉语的发明，用来翻译philosophy。philosophy的词源同样要追溯到希腊语，原义是“爱智慧”。如果追溯得再早一点，希腊语的“哲学”来自“神话”，两者是同源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同一回事，只是后来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努力，才终于使“哲学”脱离“神话”，成为一个独立而高贵的名词。

日本当时翻译西方经典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翻译标准，借用中文来表达philosophy的译名五花八门，比如有“理学”、“性理学”，让人怀疑是朱熹的书。物竞天择之下，“哲学”一词最后胜出。

所以当我们要分辨“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可以到philosophy和metaphysics的区别上找。显然前者的涵义更宽泛，诸如人生哲学、政治哲学，都可以归入philosophy，但不能归入metaphysics。就连自然科学原先也属于哲学，比如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些惯性定律、万有引力、行星运行轨道等等，都不是“科学”（science），而是“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那么牛顿当然也不是科学家了，而是一位自然哲学家。要等到牛顿死后一百多年，英语里才出现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科学（science）倒是早就有了，来自拉丁语，意思是“知识”，和来自古英语的knowledge原本是同义词。

把science译成“科学”也是日本人借用汉语来做的。古汉语里直接就有“科学”这个词，涵义是“科举之学”。但科举为什么叫科举呢，是因为要分科考试，比如一位唐朝考生要想好该报考哪一科，明经科还是进士科。而science作为现代科学，一大特征就是学科越分越细，专业性越来越强，所以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被称为“科学”。

你可以把所有的学问想象成一棵大树，作为基础的树干肯定只有一个，而树枝越分越多。狭义上的“形而上学”曾经就是这个树干，它是更基础、更抽象、更有本原意义的哲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形而上学”也被称为“第一哲学”。如果没有坚实的“第一哲学”做基础，那么各种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甚至自然哲学，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比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卷的标题是“研究哲学的规则”，一共给出四大规则，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所有物体的每一最小部分是广延的、坚硬的、不可入的，可运动的且具有惰性力，这是整个哲学的基础。”如果能请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来评价一下的话，他们应该会说：“没错，这就是形而上学。”

我再换个角度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教导我们的人生哲学，我们应该照着去做。但为什么要照做呢？如果你的回答是“因为照做会有好处”，那么你就沦为功利主义者了，无利不早起而已，一点都不高尚。如果你回答“因为照做的话，全社会都会变好”——中国人能回答到这一步一般就算到头了，但放到西方哲学里来看的话，你仍然是个功利主义者，你的动机不过是为了谋求世俗意义上的利益而已。再说你怎么能证明这样的结果真的好呢？还有，所谓“勿施于人”，到底谁才算人呢？奴隶算不算人？“女子与小人”算不算人？异教徒算不算人？反动派算不算人？“人”的定义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以贯之的标准。而且，如果我们采用佛陀对“无我”的证明，完全能证明出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叫做“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先要在第一哲学里边找到基础性的答案，比如我们发现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至善至公的，那么我们只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事就好了，或者像康德那样找到所谓“定言令式”，非得如何去做不可。

很多大词都有一个渊源，试着从它出生的地方梳理一下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