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发生了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文化大爆炸”,从东到西涌现出无数道儒圣贤,具体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奇妙的是东西方文明毫无联系,所有知识分子却都同时把眼光投向了可见可感的物体和事情之后,指向了不可见不可感的东西,也就是场域——宇宙时空本身,一个位置、发生事件的瞬间和前后联系因果,这些无法触摸的东西:“无”出现了。“无”作为一个纯粹思维的产物构成所有文化最底层的结构。
以这个没来由的“无”开始,春秋时代的大学者老子展开他全部的论述,他的全套理论从宇宙发生机制:完整的一步一步的万事万物从无到有、从一到多的创生机制,到君王管理国家的方式。在宏大的万物发生机制面前,最好的管理方式当然是无为而治,顺应自然,而且是“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老百姓越单纯越好,最好跟小动物一样顺从,像“刍狗”草木一样温柔,君主就像老天爷一样管理他们,或者畜牧他们。
老子那本书旁敲侧击的无数次描述“无”,“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会叫道一会叫母一会叫大,实在摸不着头脑。老子出函谷关的五十年后,公元前390年一位年轻人给出了自己的总结。“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尸子在他同名的书里写了这句话,光凭这句话就足以使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并列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类。宇宙一词真正出现了,它就是具体的“无”:时间和空间。
宇宙就是时空,时空中充满秩序。中国的全民性宗教——如果有的话——是一种纯粹的时空崇拜,对宇宙本身秩序的摸索和理解。孔子拜见老子回家很多天沉默了,他说老子真是个大神仙,因为他揭示了天地之初的秘密,又能和盘托出整个大事件的缘起。天地是神圣的,君王是天地在人间的代表。天地和君王之道老子已经说完了,孔子能做的就是道出君王以下的百姓的生存之道,这是由天地之道、君王之道一脉相传下来的。他的学说叫“仁术”,无数种对仁的解说中不如把仁按字面理解为“二人之术”,也就是多人、大家的相处方式。二人,即多人,在王的“一人”之下。
继天地、王、人这三元,人应该服从天地之道,就是等级秩序,这套秩序源自于最古老的发端大事件,是这个宇宙的根本原理,所以百姓应该毫无疑问的遵循这个秩序。秩序对应到百姓身上就是“礼”,礼就是等级制。宇宙的秩序:高低有别,上清下浊,人间的秩序也是君上臣下,夫为妻纲,每个人各安其分就是礼制。
从三元的角度来看,王和百姓都应该服从天道,所以当王“逆天而行”时,是可反的可杀的,有老天背书,这形成了老百姓的朴素的君民平等意识。宋明朝的大儒,忠君又可以废君,他们忠的是“君臣之道”,也就是天道,而不是具体的那位坐在龙椅上的君。很多君王理解错了这一点,以为忠臣就是对君主忠心,其实越忠诚的臣子越不对君王忠心,他们忠的是君臣秩序,是君王的位置。最衷心的臣子内心时刻裁决着眼前这位真实的君主跟天道、礼制的“君王”,也就是应该的那个君王,有什么差错。对君主来说,不如说极忠者是最不忠者,因为君主与臣子的忠诚指向始终擦肩而过。
这里有个细微的差别,老子阐述天地之道是,世界是三元的:天地、君王、百姓,而孔子论述他的仁道时,全面讲述了百姓应当在这样的三元世界中如何自处,孔子给的答案是“礼”。当“礼制”只制约臣子和百姓,而不可能约束天地和君王时,礼就是奴隶制的理,“非礼”属于天地,天地是万物之初,当然不需要这个礼,而王是天地的代言人,他也不需要服从“礼”。微妙的变动是:从什么时候起,“礼”也制约了君王?若有凭据,大概是从西汉武帝起,这时礼是封建的礼,皇帝为了政治、经济的变革自缚手脚,把自己置于礼之下,那么世界就成了二元的了:天地、人。
二元是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样态,它是不变的,可以说进入了二元的历史就是不变的历史,也就是从未有过历史,历史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不断的抹除自己,只存在当下,不理解这点话可以翻阅《意识形态缝合术》
“宇宙”,是人们最初要面对的意识形态,也是最终的,它造成的结果是以为当下是永恒不变,而未来只是顺着天地之理不断延伸的轨道上的小火车。我们的意识形态爆破术最终目的——这是能说的么?——就是为了炸碎这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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