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

   

刘禅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中有“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或许可以从后主刘禅的“大赦天下”为陈寿找到其评价合理性的依据。刘备自建安十三年得荆州，十九年占据蜀地，至章武元年称帝，只有在即帝位时施行大赦，在对待赦免这一问题上可说是极为谨慎。《华阳国志》记载：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原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而后诸葛亮治蜀，的确是秉承了刘备遗风，除了在后主建兴元年即位改元大赦之外，辅政十二年间也从未实施过赦免。而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在位二十九年中大赦了十二次之多。下面就后主刘禅在位是的“大赦”做大略的统计：①除（5）出自《资治通鉴·第七十五卷》外，其他史料来源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1）“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於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大赦，改元。 ”

（2）“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

（3）“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大赦，改元。立子璿为太子，子瑶为安定王。”

（4）“延熙六年冬十月，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十一月，大赦。”

（5）“延熙九年，大赦。”（《资治通鉴》第七十五卷）

（6）“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复北驻汉寿。大赦。”

（7）“十七年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

（8）“十九年春，进姜维位为大将军，督戎马，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秋八月，维为魏大将军邓艾所破于上邽。维退军还成都。是岁，立子瓚为新平王。大赦。”

（9）　“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是岁大赦。”

（10）“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年。”

（11）“四年春三月，追谥故将军赵云。冬十月，大赦。”

（12）“六年夏，魏大兴徒众，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锺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道并攻。於是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拒之。大赦。'”

可以看出，后主建兴元年即位改元大赦之外至诸葛亮卒未再大赦，理由前面已经讲过了。后主刘禅主政期间，一改刘备诸葛亮的作风，频繁地“大赦”，其中缘由值得思考。我们看刘禅“大赦天下”的理由，主要还是践祚，改元，立皇后、太子，战争，官员变动等与蜀汉政治相关的活动。 基本上还是承袭了秦汉政治的赦免传统，三国时期的赦免在国家治理中是很常见的。虽然赦免的施行有应对社会危机、笼络有用人才、缓解法律严苛的积极社会功能，但是也有很多消极的影响。

诸葛亮称赞“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对自己的君主诸葛亮可能会言过其实然而，刘禅的确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虽无雄才伟略，但也是有一定政治智慧的。蜀国版图是三国中最小的，从刘备强征东吴开始到诸葛亮连年北征耗费了大量财力和兵力，蜀汉的综合实力远在曹魏和东吴之下。蜀汉集团内部也存在问题，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刘禅掌政后，对内安抚，采取减少战争冲突与民休息算是正常常之举。立后、立太子等这些行为，似乎与平民没有多大关联，而赦免则就体现出来“皇恩浩荡”之意。我联想到一个故事：有个小偷犯了偷窃罪,他被带到国王面前,国王本可以处死他，但国王对他说,我赦免你。这就是权力。刘禅当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赦免就是为了宣扬皇权的至高无上。“秋八月，亮卒于渭滨。征西大将军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争权不和，举兵相攻，延败走；斩延首，仪率诸军还成都。大赦。”内部的权力更替和争权夺势对于蜀国的政局有莫大的影响，这时候的赦免对缓解矛盾、安抚人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蜀国频繁的战争，给国家的财力和人力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锐减，对劳动力的争夺更是成为各种社会力量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因触犯法律被判处徒刑或等待执行死刑的囚犯中，很大一部分为青壮年男性，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与其将这部分人闲置在狱中，倒不如充分利用起来为国家所用。于是，用为国家劳作来代替他们的部分刑罚。另一方面，让这些人充军上阵，无疑可以大大增强蜀国的军事力量。

      然而，刘禅频繁“大赦天下”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正始七年，汉大赦。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但顾谢，而已。（②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七十五卷·魏纪七》）大赦不能惩罚奸宄之恶，对于良善之人是种伤害。频繁的的大赦反而让那些奸宄之徒更加肆虐，今年犯法，明年大赦，容易滋生更多的犯罪。过多的“法外开恩”会破坏法律的威严，国家法律典制起不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那么也就难以再维持下去了。我们发现，同时期的君主“大赦”也是存在的，明帝曹叡在位十四年，其中大赦了八次。孙权在位约二十四年，大赦越有十次。何以刘禅就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后人多与蜀国前期的政治加以对比，在中国古代赦免就像是反映政治统治的晴雨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赦免则相应较少;反之，赦免较多。（③出自王辉《赦宥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政治》）“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④出自《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诸葛亮“赦不妄下”与刘禅的频繁赦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对于前者的褒越多，对于后者的贬也越多。再就是魏蜀吴三国的当时政治局面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不难发现，陈寿的“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从赦免这一方面来看是较中肯的。对于刘禅整体评价，则有赖于更多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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