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的父亲

   

古稀的父亲 古稀的父亲

        “人生七十古来稀”是杜甫的一句诗。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人能活到七十，大约确实稀少。时至今日，七十岁已经成了平常的年纪，我的父亲今天正好过七十岁生日，但是对我的老父亲而言，他今天依然健康快乐的生活着，也还是颇不容易的。

        父亲出生的年月，还是兵荒马乱之时。父亲姊妹十几人，存活下来并且长大成人的只有六人，他是家中的老幺，在他上面有两位哥哥，三位姐姐。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和父亲同父异母，要比父亲大二十多岁，在父亲刚出生后不久就成家另立门户了。父亲的三位姐姐，也就是我的三位姑姑，其中大姑和二姑先后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嫁作人妇，这个家就成了她们的娘家。两位姑姑出嫁后家中只剩下我的爹爹奶奶、小姑、父亲以及父亲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二伯从小体弱多病，患有肺气肿，严重时呼吸都困难，几乎没有劳动能力，尽管长得高大帅气，但是一直没有成家。我的爹爹也在五六十年代时患了此病，逐渐不能自理。父亲说，那时，一家两个身患重病的人，一个躺在卧室的床上，一个躺在堂屋的椅子上，咳嗽声此起彼伏，呻吟声你高我低，地上都是他们吐出的痰，奶奶隔几个时辰就拿来稻草灰，把痰盖上再扫走。尽管爹爹和二伯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因为没钱，买不起药，看不起医生，只好象油灯一样熬着，终于，二伯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油干灯枯去世了。六十年代末，我的爹爹也终于寿终，享年六十几岁。

        父亲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虽然是家中最小的弟弟，但是没人特别的宠爱他，更不象今天的孩子，有父母如同保姆似的伺候着。四五岁的那一年，顽皮的父亲不小心从一个小土坡上跌落到坡下的稻场上，稻场上正有邻居赶着牛车碾稻谷，一头壮硕的水牛拉着上百斤的石碾在稻场上来回穿梭，跌落的父亲恰好头被石碾轧住，幸好奶奶路过看见，两只三寸金莲如捣蒜般飞奔而来，边跑边大声惊呼，赶牛人这才反应过来，父亲已经血流如注了。大人赶紧找来旱烟丝堵在伤口上，据奶奶说，足足用了一大包的烟丝才止住血。所幸没有伤及性命，真是大难不死，只是从那以后，父亲落下了头疼的毛病，时至今日，左耳后面还有一条两寸多长的疤痕。

        父亲七八岁的时候，已经解放五六年了，爹爹奶奶送他上了几年小学，认识了几个字，因为家贫，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为了将来能有一口饭吃，爹爹奶奶又将十几岁的父亲送到大姑家，跟随大姑父学手艺，指望着在姐夫身边能让人放心些。我的大姑父是一位乡村裁缝，旧社会时学的这门手艺，整天走街串巷，干百家活，吃百家饭。但是大姑父脾气非常暴躁，又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徒弟异常厉害，这种厉害不是在学艺上要求精益求精，而是对他人身体近乎一种暴力摧残，动不动非打即骂，打人时也没个准头，手上有什么就用什么打，有时往死里揍。尽管父亲是他的小舅子，一样难逃经常挨打的命运。有一次，大姑父用裁衣服的剪子将父亲的头打破了，奶奶是可忍孰不可忍，将父亲接回家，再也不让他跟着大姑父当学徒了。

        父亲回家后不久，奶奶托人又给他找了一位师傅，仍然是学裁缝。这位师傅年纪大一些，比大姑父随和友善多了，也很喜欢父亲，很少骂他，更不会打人。但是毕竟给人家当学徒，那时的徒弟就是师傅家的免费劳力。父亲常年住在师傅家，师娘在她家紧挨着鸡圈的地方给父亲搭了一张木板床，平常有人家请的时候，就随师傅出工去了，没活的时候就在师傅家干家务，挑水担茶，刷锅洗碗的事是常有的。第一年师傅几乎不教什么，父亲就跟在后面打杂，第二年才开始正式授以技艺，第三年算是帮师傅挣一年的钱。三年后，父亲学成归来，成了一名小裁缝。父亲一直很感激他的师傅，每年都请他来家里小住时日，尽其所能的好酒好菜地招待着。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依稀有点印象。后来师傅作古，父亲才和他们家失去了联系。别小看这门手艺，在七八十年代，父亲全靠这门技术养家糊口，而且还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得红红火火。此是后话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结婚成家。母亲来自于邻村，家中有五姊妹，母亲排行老二。外公原先是公家人，但因成分不好，五十年代反右时被打倒，便回家务农，家中生活也挺艰难。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单从外表来看，父亲是配不上母亲的。母亲年轻时长相端庄，皮肤也好，个子也不矮。父亲好象从小营养不良，个头还没有母亲高，显得身单体弱，不堪重负。我最早以为，母亲嫁给父亲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因为父亲家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但是从我记事起，虽然父母之间吵架红脸也是家常便饭，但从没听到母亲嫌弃父亲的话，反而是吵归吵，怒归怒，平静后母亲总是一如既往地体贴照顾着父亲。

        父亲成家后的第二年，我出生了，又过了两年，我的妹妹降生。奶奶早已分家单独过，从此父母拖着我和妹妹这一对小油瓶开始了艰辛的治家立业的历程。

        说是立业，其实在那个年代，个人能力很难得到发挥，平常都是在生产队组织下出工、收工，干一天活，给记多少工分，年底算总账。但是父亲因为是手工业者，被允许有裁缝活的时候可以不参加队里劳动，只不过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口粮，于是每到年底算账分粮的那一刻，别人家都能整筐整筐地往家运粮，我家因为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工分，而且女同志就算再能干，挣的工分也比男的少，分到的粮食就更少了。等到大家都分完，如果还有余粮，父亲再去找生产队长，按一个工分多少钱的标准向队里交点钱，交完钱后才能称点粮食回家。

        尽管如此，我们一家人从未饿过肚子，我和妹妹从小就没有吃不饱的经历，这主要靠父亲的那门手艺。父亲的裁缝活越干越精彩，手艺一天更比一天炉火纯青，大人小孩都喜欢穿父亲做的衣服，慢慢地在五里八乡就小有名气了，找他上门去做衣服的渐渐多起来，换季的时候，父亲尤其忙碌，经常干活到半夜，而春节前又是一年的高峰期。乡下人贫穷，不到年跟前都不会打算做新衣服的，快过年了，日子抵到了眼前，孩子们又都吵着要一件新褂子、新裤子，于是父母亲上街给儿子女儿和家中的老人扯上几尺布回来，再来我们家和父亲约上门做衣服的时间。记得小时候，腊月天寒，风儿刺骨，到处冰霜，天刚亮就有人上门了，父亲因为头天晚上回来得晚，此时还没有起床，来人就立在床前，问父亲哪天有时间。父亲在被窝里算算日子，说年前够呛了。来人满腔愁绪，说孩子们过年不能没有一件新衣啊！尽量挤挤吧。于是父亲就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常常加班到半夜鸡叫才收工回家。大年三十了，准备年夜饭照例是母亲一个人的活，父亲仍然在家忙碌着。有些人家只做一两件衣服，父亲就让他们把布料送到我家来，年三十那天突击完成。有好多年，父亲都要干到吃年夜饭前，所有的衣服才做完，客人拿着新衣欢天喜地走了，我家才开始祭祖、放炮、吃年夜饭。

        父亲不仅手艺好，为人也实在，在近村远乡中口碑很好，大家都挺尊重他。那时不象现在干活都是计件制，父亲上门一天就拿一天的钱，干多干少，全凭良心，工钱都是固定的，我记事时是一天一块钱，后来涨到一块二，而且雇主家还得贴一天三餐的伙食。但是父亲从来不磨洋工，早上大约七八点钟就去了，吃过早饭就干活，中间少有休息。而且父亲不抽烟，也不喝酒，给雇主家省了不少开支。每到傍晚快收工的时候，有些爱沾小便宜的家庭主妇拿出几件旧衣服，这里破了，那儿长了，让父亲给修修补补。每逢这样的情况，父亲从不拒绝，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得加班到掌灯时分，但工钱仍然只算一天。乡里人大多纯朴，都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父亲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找他们，他们也都不遗余力地予以帮忙。记得有一天父亲带回一台“珍珠”牌收音机，就是父亲的雇主半卖半送的，那一家的男主人是吃商品粮的，在我们村算是殷实人家。这台收音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听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演义》等传统评书成了我童年主要的娱乐活动。

        一九八四年，父母合计将家里的土坯房拆掉盖成砖房。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大事，因为大部分人家才解决温饱问题，盖房子的事想也不敢想，其难度不亚于今天在北上深买套房。那时父母手里只有省吃俭用下来的几百块钱，预算大概要花两三千，差额部分就靠父亲向乡邻借了。房子盖了有两月余，吃掉了母亲养的两头肥猪，后来工程费用大大超出预算，一共花了近万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那些日子，父亲经常晚上出去借钱，在我印象中从没空过手回来。房子终于盖成了，一溜五间红砖大瓦房，有近百十平方，从村子里老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在众多低矮的土坯房中显得鹤立鸡群。

        房子是落成了，父亲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更加的忙了。八十年代老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村里也办了一家劳保用品加工厂，最多时有好几十个工人。父亲被请去当裁剪工，母亲给打下手。每天一大早，父母亲就去了村办小厂，把布匹按一定尺寸一层一层整整齐齐地叠好，叠到两寸多厚的时候，父亲把样图拓到在最上层的布上，再用一把两三尺长、薄如刀片的长刀切割成一块一块的零件，工人们到父亲这来领取去加工成成品。这样的工作全靠手工，拼的是力气，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大概能挣个十来块钱，比做裁缝手艺挣钱多些。到八十年代末，父亲不仅还掉了盖房子欠下的债，还被人称为“万元户”，估计那时万元存款没有，但比普通人家有了一点积蓄是可能的。

        我和妹妹一天天长大，父亲和母亲又把培养我们当做人生的重要目标。老家自古重文，“三代不读书不如猪”是家乡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周围有考学走的，考走的家人荣耀，邻居们羡慕。在这样的氛围下，指望我能有点出息恐怕也是父亲最大的愿望。可是我很小的时候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对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不做家庭作业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我懒得上学，背着个书包跑到十几里路以外的集镇上玩去了。正是农忙时期，父母中午从田里回家，却久久不见我放学归来，便到学校找，才得知我上午根本没去学校。家人顾不得吃饭，四处找我。那时没有什么通讯工具，找起来谈何容易？所幸我在集镇上碰到邻居，他把我带回村里。父亲见到我后，扒了我的上衣用皮带抽，皮带啪啪作响，血痕一道一道，我被揍了个半死。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动手打我。不过，从那以后尽管学习依然不怎么好，但再也没动过逃学的念头，直到九十年代初考上大学，我都没无故旷过一天课。

        妹妹读书也不咋的，升学吃商品粮的路子很难走通。正好有一年国家放开户口政策，花钱就能买个城镇户口。刚开始一个户口得需要一万多，后来逐年降低，两三年后就四千多了。父母一商量，倾家中所有给我妹妹买了个安庆户口。后来又找机会，给我妹妹在安庆找了个临时工作。就这样，我妹妹就慢慢地在安庆市里扎下了根，后来成家生子，彻底成了安庆人。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事，花钱买城镇户口，更是可笑的行为，但在上个世纪，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妹妹从此就跳出了“农门”，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在我们村子里也是不多见的，她大部分儿时的伙伴现在都在农村。

        也许父亲和母亲这辈子最引以为自豪的事就是把他的一双儿女送出了农村，和父亲比起来，村里很多人要身强力壮得多，但都没有这个魄力。确实，父亲的身体不太好，他也有和我爹爹及二伯一样的毛病，但和身体疾病比较起来，最要命的是父亲比较脆弱敏感，特别是四十岁以后，隔几年就要“大病”一次，他总是怀疑身体某个部位出大问题了，每一次都兴师动众，折腾一番，看那架势，似乎离大去之期不远了，但每每到最后又并无大碍。这个毛病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重。前些年，父亲被查出一些老年性疾病，这在医生及我们看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但是他整天胡思乱想，一点小问题，他能无限放大，我们带他到医院去看，做各种检查，医生最后都是同样的一句话：没什么大问题。时间长了，“狼来了”的效应越来越明显，最后我们都不以为然了。

        二零一六年家乡发大水，老房子尽管是砖头的，但仍然遭到损坏，我便在安庆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子，他们随即就搬过去住了，正好妹妹家也在安庆，能相互有个照应。说来也怪，从他搬到安庆后，似乎坚强了许多，再也没听到他打电话向我抱怨他的身体。父亲每天早上起来到小区慢悠悠地转转，回来时母亲已做好了早饭，上午和下午都与母亲一起要么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买菜，要么和小区里的一群老年人家长里短的聊天，中午小憩一会儿，晚上也早早休息，每一天过得规律而充实。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只要父亲健康快乐，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的，我也愿意陪父亲和母亲一起慢慢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