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婴儿降生，必要哭泣。何也？因为人来在这人世，就意味着即将进入一个“人世架构”，随之而来的人生之全部的幸福与痛苦，无非皆适应与不适应此“人世架构”而已。
所谓“人世架构”，即由文化习俗、时代精神所构成的一系列的“信念系统”。它先在于人，“书写”着人。故人活在此世上之“根本剧本”，即在于学习、认同和进入或者怀疑、否定和破坏那先在于人的、既定的人世“信念系统”而已。所以，此人世间的人，不外三种。一：通过学习足以成功地认知、认同和适应既定的人世“信念系统”的人。这样的人是人群中的大多数，孔子曰：“一乡称愿焉”，说的就是这种人。只是，学习、认同、适应之努力或许会失败。失败者的去处无非两途：或因消沉而自杀、或因愤怒而犯罪。二：通过学习发现既定的人世“信念系统”之趋于败坏而立志打破之或另创之的人。这种人是革命家。（革命家也分两种：一，委婉曲折的革命家，比如“托古改制”之孔子。二，直接而暴烈的革命家，比如列宁。）革命家志在另创信念系统，可一旦革命家成功，他们也不免要面对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有朝一日这新的信念系统也会衰败和异化、以至于变得比革命家所革命的对象还陈旧腐败不堪。换言之，革命家除非不断革命，否则其革命成果到头来终要打革命家的脸。三：一出生就带着异次元之强烈记忆、压根就不适应也不打算适应、不认同也不打算认同既定的人世“信念系统”、而对此世界抱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嫌憎、躲避和超越或游戏的态度的人。他们是西方文化所谓的隐修士、东方文化所谓的修行人或隐士。而到了“宝瓶座时代”的今天，这种人有了一个新的名称：“流浪者”。当然，此类“流浪者”也有层级之分。一个身处社会边缘、邋里邋遢、穷困潦倒看似叫花子的人或许比另一个看似叫花子的人的精神层次高整整一个“八度音阶”。换言之，低一个八度的“流浪者”就是不折不扣的叫花子，而高一个八度的“流浪者”就是西方所谓“圣愚”、东方所谓“济公活佛”。
“流浪者”现象有意思的地方即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对待世界的一种新的角度与可能性：倘若我们终将对我们被迫卷入的这个世界的变迁中的“信念架构”感到难以适应且失去认同、而我们又实在拿不出列宁般的勇气去革它的命的话，我们的生命将陷入到一种严重的“朝向性焦虑”之中。我们会感到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所“朝向”的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自己恰当的位置、获得滋养。然而，我们是否可以选择另一种生命向度，去另“写”一个人生“剧本”呢？带着对“流浪者”问题的着迷，我年初特地去往成都龙泉驿仰天窝附近，寻访一个曾经在古代世界被写进国家正史（《新唐书·隐逸传》）的、曾经被唐宋时代的四川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当神一样供奉过的异次元“流浪者”朱桃椎隐居过的安静观遗迹，借以思考我们时代的“朝向性焦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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