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东莱博议·臧哀伯谏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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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邻国的贤良，就是敌国的仇人；权奸的鹰犬，就是国家的蛀虫。萧何、韩信等人，汉高祖看他们是忠臣，项羽看他们却是盗贼；杜钦、谷永等人，在王凤眼里是忠臣，在汉朝朝廷看来，却是奸贼。这样说来，帮助篡位的所谓忠良，难道不就是君主的贼臣了吗？臧哀伯劝谏“郜鼎不能进太庙”，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他说话对象却是错误的。大臣弑君，凡在朝廷工作的人员，都可以杀死他；儿子弑父，凡是在朝廷工作的人员，都可以杀死他。鲁桓公是弟弟却杀死哥哥，是大臣却杀死君主，凡是鲁国人，即使是养牛、放羊、养马、喂猪的，都可以拿刀捅死他。何况是臧哀伯？臧家在鲁国世代为卿，拿着鲁国的俸禄养活家人，用着鲁国的税赋养活家丁，先人又享受各种祭祀，难道忍心坐在那里看着君主有难而不施以援救？如果有讨伐的力量，就可以诛杀弑君者；如果没力量讨伐，就离开他们好了。现在，低着头，忍下心，追随（逆贼）在朝廷之上，又说一些忠告来弥补（逆贼的）缺失。这样做，对鲁桓公确实没有辜负的，对鲁隐公难道也没有辜负吗？攻破关隘的强盗，人们不责备他穿墙偷东西；杀人的强贼，人们不指责他打架斗殴。从攻破关隘的角度看穿墙偷东西，事情也太小了；从杀人的角度看斗殴，罪过也太轻了。鲁桓公亲自参与弑逆却没什么忌惮，又怎么可以追究他把收贿得来的郜鼎放进太庙？臧哀伯的劝谏不被采纳也太正常了。前期的做法，表明臧哀伯不忠心；后面的做法，表明臧哀伯没智慧。一次劝谏，两边不讨好，左右都不对。有人说臧哀伯贤能，我无法相信呀。

呜呼！严尤关于对待匈奴的策论，非常高明，然而，正人君子都不认为他高明，因为他所告知的对象是王莽；陈子昂在朝廷上提出的“安人”之议，光明正大，然而，正人君子都不认为他光明正大，因为他所告知的对象是武则天；臧哀伯关于郜鼎不能进太庙的劝谏，非常客观公正，正人君子却不认为他客观公正，因为他所告知的对象是鲁桓公。看一个人的议论，首先要看他所在的场所，然后再听他所说的内容；如果失去正当的身份，跑到篡权谋逆的地方，虽然说的内容正确值得嘉奖，却是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呀。如果这个时候，鲁桓公听取臧哀伯的话，从此严格按照礼义制度行事，附会当时的逆取顺守的说法，那么就终生不会发生祸患，就不会被彭生暗杀了。这样的话，鲁隐公在地下也就永不瞑目了！鲁哀伯的罪过难道还不大吗？我曾经说：羽父的挑唆，为鲁桓公提供了篡国的阴谋；臧哀伯的劝谏，为鲁桓公提供了保持国运的策略。最初诱导作乱的是羽父，最终成就作乱的是臧哀伯。如果正名定罪的话，不应该把臧哀伯放在羽父的后面。

《东莱博议·臧哀伯谏郜鼎》

邻国之贤，敌国之仇也；权门之良，公门之蠧也。萧何、韩信之徒，高祖视之则为忠，项羽视之则为贼；杜钦、谷永之徒，王凤视之则为忠，汉室视之则为贼。然则篡君之忠臣，庸非治世之贼臣耶？臧哀伯之谏郜鼎，其言则是，其所与言者则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桓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凡在鲁国者，虽牧圉厮养之贱，比可剚刃以戮之。况哀伯，鲁之世卿，有禄于国，有赋于军，有职于祭，宁忍坐视而不救乎？力能计，则诛之可也；力不能讨，则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趋于朝，又发忠言以补其阙，其于桓公信无负矣，独不负于隐公耶？斩关之盗，人不责其空窬；杀人之囚，人不责其斗殴。以斩关而概穿窬，余事也，以杀人而概斗殴，微罪也。彼桓公亲为弑逆而不忌，况可责其取乱人之一鼎乎？宜其说之不纳也。由前言之，则不忠；由后言之，则不智。一进说而二失具焉，人谓哀伯为贤，吾不信也。呜呼！严尤匈奴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谓之奇，以其所告者王莽耳，陈子昂明堂之议，正议也，然君子不谓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郜鼎之谏，忠谏也；君子不谓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观人之言，当先考其所处之地，然后听其所发之言；苟失身于篡逆之区，虽有忠言嘉猷，未免为助乱也。向若桓公用哀伯之言，动遵法义，自附于逆取顺守之说，则终无彭生之祸，而隐公之目永不瞑于地下矣。哀伯之罪顾不大耶？吾尝谓：羽父之请，为桓公画篡国之谋；哀伯之谏，为桓公建保国之策。始乱者羽父也，成乱者哀伯也；正名定罪不当置哀伯于羽父之下。

【附评】

朱字绿曰：“忠于寇仇，罪不可逭，立论严正，文排宕而出，层折不穷。”“哀伯世臣，不能计贼而事之，罪因难免。然隐、桓皆吾君之了也，与敌国、外寇不同，既已俨然君鲁，敬不能死，又不能逃，则守位于朝，亦无不进忠谋之理。以为无彭生之祸，便不能报隐公，此是曲说。信如所言，必颠覆鲁之社稷，而灭于齐人，乃为忠于隐公乎？哀伯之罪，与羽父自不可同年而语也。建成死，而唐臣不可不忠于太宗；建文亡，而明臣不可不忠于成祖。若谓明皇败于禄山，乃忠心快建成，英宗败于土木，乃忠心快建文；巩建成、建文有知，亦不出此。”张明德曰：“只就哀伯所处地位立论，攻诘无余，士君子不幸而值此等时势，只有一死，聊可塞责耳。先生为万世君臣立防，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勿得以太宗、成祖诸臣例哀伯，而于斯文尚有遗议也。”

附：《臧哀伯谏郜鼎》

鲁桓公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