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她穿上衣服,然后和她道别。
我觉得我活了三十几年,还是那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自己。“死”这个话题支配了我半生的时间,我想我后来得病,也是因为这个话题。我害怕一种单单之于我“个人”的结束,于是疯狂地把各种各样的人收纳进我的人生里,当然她们大多是女人。而这些女人当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
我在2019年的春天,和我母亲聊到这个女人。当时,我在大西北的一个佛学院里修行,其实我也明白那不是修行,是我对于我过去三十几年人生的一次越界,我试图面对我从来不肯承认的“孤独病痛”,试图在宗教里寻找暂时的答案。当然也试图在一个清净的地方,等着她再回来找我。而我的母亲,则更愿意把这件事理解成我对精神病院的逃避。
也对,也可以那么说吧。
我实在很喜欢大西北的春天,这里的干燥让我觉得全身上下十分干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害怕灰尘甚至沙土,只恐惧潮湿。可我的母亲不这样。她是四川人,虽然她的口音已经改了,打一手一圈五分钟的北京麻将,来劲儿的时候也会掐我骂一句“你丫的。”但她仍然每天都要洗澡,洗澡的时候喜欢要唱一首当地的民间小调子。只要一流眼泪,还是像那种长年生活在水汽丰润的盆地里的女人。
自从爸死了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虽然我尽力给予她很多东西,但在她的眼里,我仍然不像一个儿子。我的确是一个分裂的人。二十岁从学校辍学,我以为我自己会北上成为一个敏感而脆弱的诗人,然而,也就是飘在北京。二十二岁,我认识了一个大我十岁的女导演,卑微又兴奋地谈起人生第一次恋爱,然后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再然后,莫名其妙地变得小有名气,在电影圈的一二线混着,衣食无忧。
于是我把我母亲接到北京来了。对于她这个长年生活在成都的人而言,北京并没有给她什么太的冲击,她也就是把她的牌桌子从成都搬来北京,偶尔抱怨抱怨交通,抱怨抱怨物价,然后继续大把大把地输钱。我把我原来的房子让给她,自己又在五环外面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08年冬天装修好,和女导演分了手,一个人搬了进去。
我母亲过来看过我很多次,她一来,我就往她的卡里转钱,在网络购物开始发达以后,我给她买东西甚至比给自己买的还要多。我拼命地想要给她什么,喜欢看她穿得十分体面,睡觉的时候也会梦到她在牌桌子上输赢上千,也面不红心不跳的那个模样。其实她除了烧得一手好川菜以外,一无是处,这种一无是处是我身上的一个羞耻的创口,可我又享受触碰它,凝视它,掩盖它的过程。这件事情极度私密,是我和我自己相处得最富有感受性的时候。身上每一根神经都清醒着,他们同时操控着我对人伦的感受,我对血缘的认知,我对自私的承认,我对虚荣的辩解。我觉得诋毁自己的母亲,又说服自己善待她的我自己,比什么时候都要坦诚和真实。
我不是一个好人。
说得有点远了,现在我要让话题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个女人身上。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个寂静的禅院里说起她,可我抬头,看到头顶观音慈悲的双目,我又悄悄确信他一定愿意原谅我。
四月,山上大部分的花都已经开了,我的母亲穿着一身淡红色的长裙坐在我面前,为了我的病她瘦了20斤,可是她的生命好像一下子轻盈了起来,就连她透过衣衫勒出的关节轮廓,也十足优雅,甚至风流。我病后,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终于在这个世界中孱弱下来,这种孱弱却在我的心里映照出了某种权威,以至于我不敢不见她,不敢不回应她。
好在,她没有流泪,不然我一定会在菩萨面前手足无措。她陪我坐在山门门口,山坡下面开着桔梗花,她拉着我的手把她洗澡时候最爱唱的那首小调又唱了一遍,然后她转头,问我,“你究竟是什么时候看见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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