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患有神经分裂症演员的自白》（一）

《一个患有神经分裂症演员的自白》（一）

我究竟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17年的12月，《至爱梵高》上映的那一天。

那天是工作日，大雨。时间大概在十一点，我缩在电影院的座位上，脖子缩在厚围巾里，一个人看夜场电影。那段时间我刚拍完一部西藏题材的文艺片，从藏区回来之后，胃病就复发了，我一向很不愿意关注身体的感知，我觉得每一个知觉都是“死亡”在某个地方给我发送的信息。讳疾忌医，也就自然长时间地失去口腹之欲。我变得十分压抑，又哭不出来，所以我决定来看梵高。

我年少的时候，为他哭过很多次。不对，应该是为他写过很多诗。就算现在看起来，我也不觉得那些句子稚嫩，反而挥散出天真的光。我很爱他画里的色彩，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油画的都有潮湿粘腻的质感，而只有梵高的画极度干燥，好像在画面上划上一根火柴，它就会燃烧起来一样。

而我现在很难像年少时一样靠近他了。关于这一点，坐在放映厅里中途睡过去的我，感到无比的沮丧。

电影放映结束。我仍然没有哭出来。听到结尾，麦克莱恩唱起Vincent，我也只是感受到了悲伤的情绪而已。可是胃里的溃疡却正在被一只手来回蹂躏，我站起来想拉直脊椎骨，去抓住那只手把它扯出去，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她。

她。

怎么说呢。我需要描述地香艳，又或者黄暴一点吗？还是说，当时冲入我脑子里的不是荷尔蒙，而是我倾慕已久，但无缘获得的艺术之灵？

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自己表达得那么高尚。

她没有穿衣服，坐在最后一排中间的座位上。一双腿被她细长手臂安全地抱在怀里。我的目光不自觉地看向她的乳房和臀部，线条不同于我以前见过的其他的女人，十分紧致，炫耀着某种出于人类之外的绝对矜持和绝对年轻。她迎向大荧幕不稳定的光线，整个光滑纯粹的身体呈现出一种不断被切割的疼痛感。就这么看见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脑子里有什么地方病了。我以为我只是胃病长期不好，神志不清而已。

但我又有些困惑，这毕竟是一个极富感官冲击的幻觉，我以为口腹之欲的出走，也就暂时带走我的情欲。并且，说得神秘自负一点，这应该是在西藏生活拍摄的几个月中，喜马拉雅山的神佛们在我身上种下的什么“因”，才让我有这么长一段时间和自己的内脏的疼痛去沟通，杜绝酒色，小小地在人间的天花板上面活了一把。

那么，我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看见一个裸体的女人呢。

我闭上眼睛，果然，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就已经消失了。而此时，片尾曲的音乐刚刚结束，影厅里的人终于开始三三两两的退场，那时候照明很好，视觉清晰得可怕，从我身边走过去的年轻女人，捋了一下耳朵后面的头发，然而我看见了耳朵里的沟壑，和沟壑里隐秘不说的脏。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人群里找那个赤裸的女人，但她没有出现。

我没有在这个病最初征兆上做过多的纠结，事实上，我回家以后又隆隆地开始过起了我的生活。我的习惯就是这样，结束一段工作以后，我要生一场大病，这一场大病是我对我上一段工作的交代，对演艺圈的规则，也对我自己的生活。我习惯给予外界走心，戏痴的形象，事实上我也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很多人喜欢去扒我的过去，他们觉得，是我的过去塑造了我现在心境和人生态度，这个评价说得有点太大，也有点太正式。不过，我承认我的过去的确十分精彩，后来又被我习惯性地演出很多厚黑学的色彩。这要感谢我的父亲，他为我这个活的人，撰写了一个与“死”肤骨相贴的前情。关于这一点，我以后慢慢再来谈。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遇见那个裸体女人之后的事。

那段时间快要临近元旦了。我的胃病进入了和我意识地和解期。我准备回一趟西藏，就在这个大雪封山的季节，再上一次喜马拉雅山，我想去我的朋友陈鱼那里住上一段时间，他在山上有一个小院子，每年的冬天都会被雪盖地十分干净，我和他都有轻微的洁癖，害怕雪化的泥泞，于是只有在干冷的12月，雪花冻僵自己，从而成为一种铁屑来修饰群山的时候，陈鱼才会邀请我过去。

他一共邀请了我四次，都因为档期而没有成行，今年倒是在喜马拉雅山上呆了几个月，但又是在七八月间，陈鱼在南方搞什么争取女权的活动，不在山上。不过这是他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也三十几岁了，但是没有结婚，但他的目光一直在婚姻里，在婚姻里的女人身上。就算自媒体和新媒体已经发展地十分成熟，他的观点输出方式还是很陈旧，不敢背叛自己搞什么噱头，也不敢把女性的世界搅得很激愤，他说他的目的，不是否定婚姻，他是个传统的生活派。的确，我再也没遇见在女人面前比他更温和，姿态更谦虚的男人了。

我不紧不慢地筹划着1月初的西藏之行，一切都十分顺利，直到徐文杏偶然从我母亲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我和徐文杏的关系一直处在尴尬期，我们没有热恋过，上床……现在想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和她都还算诚实，想不通就龌蹉地把这几件事情归结到人的本性上，在完事之后放飞自我的自我解构，对我来说就像是忏悔和救赎。她也这么认为，所以我们还是算情侣。至少表面上该有的都有了，内心里该有的，偶尔也有。

在我即将出发的头一天晚上，她来我家找我。那天黄昏的时候，北京下了一点小雪，我约了个朋友出去喝酒看雪，回来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徐文杏趴在我的沙发上看我的剧本，茶几上摆着外带回来的爆肚，面上撒的香菜蔫儿的已经不好看了。

“你妈说你明天下午就走了。”

“啊，去陈鱼那儿呆段时间，等这边让进组了再回来。”

“哦。”

徐文杏站起来，去厨房里拿了双筷子出来，开始拌那碗几乎凉透的爆肚，“你就别吃了，一会儿给你煮面。对了，你是不是跟老周他们出去喝酒了。”

“对，没喝多少。”

“那你箱子里药带上了吗？那边肯定不好买药。我等会儿下去给你再买点吧。”

“带得多。”

“高反的药也要带上。”

我把围巾摘下来，丢在沙发上，去厨房里倒了两杯热水，一杯递给徐文杏，一杯自己灌了两大口。“你还回去吗？”

“不回了吧，明天开车送你。你坐的两点飞拉萨那一班吗？”

“不，飞成都，然后转火车，我想去看看青藏那条线。”

徐文杏放下筷子，端起那杯水，靠在沙发靠背上。她用她那双细长的眼睛看着我，眼神有一点挑衅，或者是不甘什么的。

“你为什么没想过带上我。”

其实我考虑过的。只是我的性格绝对不允许我说出口，所以我甚至连我要去西藏这件事也没有对她提起。我明白她喜欢和我对抗，这种对抗会无形之间拉近我和她之间的关联。让我不得不注意她，并且倾注很多的精力和智慧去和她打一场嘴仗，或者打一场冷战。所以，我并不想让她得逞

“你要去，也就是一张机票的事。”

我一面说，已经一面打开了订机票的APP，“你后天出发，直接去拉萨，然后在拉萨等我。”

我说得十分自然，徐文杏却长时间的沉默。但她的指甲却毫不客气地在我的水杯上抠划着，最后她说：“梁深，敢不敢分手。”

敢啊，有什么不敢的。

我明白，我们习惯这样冒失又鲁莽地处理我们之间的感情，然后又让他自然复原，似乎这样就能同时证明我们年轻无畏，又冷静成熟。事实上，她也不年轻了。徐文杏今年29岁。我听到过她打电话和她母亲争吵。那时我就想起陈鱼跟我说过的话。

他说：“没有哪两个时代会相互成全。母子之间的沟通，大部分是一厢情愿，且无效的。”我愿意听他说出他冷漠观想后的结果，这会让我觉得全身轻松，其实透透彻彻的揭露，事实上也是我最愿意得到的关怀。

但徐文杏不会这样做，她习惯掩藏，包括掩藏我和她之间的感情的真正症结所在，掩藏她和她母亲的矛盾。她在外人眼中恰到好处，周身被某种现代知性女性的光包裹得十分柔和。但是在我和她的关系里，我还是能看到她偶尔露出的尖锐棱角，不过她只是露出来给我看，从不贸然向我进攻。

陈鱼说，我们之间有一道墙，如果砸碎了这道墙，就能进入婚姻了。

可是说到结婚……别说我了，徐文杏，她就不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