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四五：“我”从哪里来

《传习录》三四五：“我”从哪里来

阳明子序曰：

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自后辨析日祥，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吾尝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疢，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念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迳，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间尝以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虽每痛反深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余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事也乎？

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后学余姚王守仁序。

这篇文章是阳明先生为《朱子晚年定论》所写的序言。所谓《朱子晚年定论》，乃是王阳明编定的朱熹晚年的书信集。在阳明心学同“程朱理学”的纷争之际，阳明先生搜集整理朱熹先生晚年写给陆象山、张敬夫、黄直卿、吕子约、林择之、吕祖谦。刘子澄、何叔京等人的三十五封书信，以此证明朱熹晚年观点与自己所倡导心学的一致性。

牛顿先生曾经讲：“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认真想一想，哪里有现成的巨人的肩膀供你去踩踏，说到底都是自己用心的结果。阳明先生找到三十五封书信，汇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何尝不是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发展自己的“致良知”之学？

有趣的是，在江西印刻《朱子晚年定论》是公元1518年7月，那一年王阳明47岁。三年后，50岁的王阳明在白鹿洞书院聚讲心学。不要忘了白鹿洞书院当年可是朱熹的绝对道场，谁能说这种近乎狗血剧情的发生、发展是一种偶然？巨人的肩膀是自己有心觉知和铺垫而来的，哪里有什么妙手偶得，分明都是别具匠心。

回过头来，再来看王阳明的思想成长史，抛开“出入佛道”不讲，单论“归本孔孟”，大体上有一连串的人物线索——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孔子、孟子，这一连串的关键人物到孟子告一段落，一千五百年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有所建树，直到“北宋五子”的出现——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勉强算是让圣道得以续命。《王阳明全集》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传，其学术久抑而未彰，文庙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治褒崇之泽”。这是什么？这是王阳明当年管理地方时对地方的建议——他认为陆象山配享文庙，地方官要大力弘扬陆象山的功德，照顾好他的后世子孙。

不要忘了，陆象山当年的学说之所以不能广布天下，恰是因为他的对面坐着一个朱熹。今天我们讲“陆王心学”，陆象山同王阳明的思想之间，是有着传承与关联关系的。

47岁的王阳明搜编《朱子晚年定论》，50岁的王阳明到朱熹开创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在这篇序言中，阳明先生讲“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哪里是不同学术阵营的对垒，分明是一对好基友的惺惺相惜。哪里是阳明先生变得“政治成熟”了，分明是他意识到了更大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个人的喜好完全可以暂且放下，圣学的渊源来不得半点含混。

王阳明先生的序言（如下）：

孔子的学问在洙、泗之间广泛传播，到了孟子之后便中断了。一千五百多年后，周敦颐、程颢等人开始重新追寻、接续圣道大光。自此以后对于圣学经典文字的穿求辨析日益详尽，然而圣学心法却一天天变得支离破碎了，很快便沉沦、晦暗了。我曾经深入地探求其中的缘故，大概是因为世俗的儒者沉溺于对各种说法的解析而搅乱了圣学的根本。

守仁我早年以科举为事业追求，沉溺于辞章之学，到了稍稍知道从事正道学问的阶段，却又苦于众说纷纭，找不到切入口，所以钻营于佛、道两家学说，欣欣然自谓有所领悟，人为圣人的学问就在其中了！然而佛、道学说毕竟与孔子之教有根本上的出入，将之诉诸于平日生活时，往往会有所缺漏不得要领，几番比较参详下来，便让人将信将疑了。后来我被贬谪到贵州龙场，身处荒蛮困窘境之地，在动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所觉悟，在实践中体察探求完善它，如此又过了一年，我开始有意识地在《五经》《四书》中着意印证，由此人生开挂像江河入海一般豁然贯通了。由此感慨圣人的大道就像大路一样的平坦，但世俗儒者却总是妄自去找路子，以至于步入荆棘，坠入深坑，考究他们的学说，反而不如佛、道两家通透。难怪世上高明的人都厌恶俗儒之学而将目光投向佛道，这难道是佛、道两家的过错吗？这其间我曾和身边的人说起过这番道理，听闻的人却争相否定我的学说，认为我是在标新立异。虽然每每感到痛苦时，我都尽量去寻求和改变自己的不足，但我的这一观点却愈发透彻、明白起来，我坚信其中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只是因为觉得与朱熹先生的学说之间还有相互抵触的地方，所以一直心有不安，像朱熹先生这般贤明的人，怎么会对此没有觉察呢？直到我到南京公干时，再次拿朱熹先生的书来看，才知道朱熹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年轻时那些学说中存在的问题，为此后悔至极，认为其中自欺、欺人的罪过，简直无法弥补。社会上流传的《四书集注》《大学或问》等，其实都是朱熹先生中年时还未确定的学说，朱熹先生将之归咎于旧本的脱误，想要改正却为时已晚；《朱子语类》等文字，又是他的弟子裹挟着争强好胜之心附会各自的意思而写就的，自然便与朱熹先生平日的说法大相径庭。然而俗世儒者因局限于所见所闻，持守依循讲习朱熹先生还未成熟的学说，而对朱熹先生悔悟之后的观点不肯涉猎。如此一来，我所倡导的“致良知”之学没有人信从，朱熹先生无法将自己的心迹昭示于后世，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我既为自己的学说终于不与朱熹先生的学说相左而感到幸运，又高兴于朱熹先生能在我之前觉知到我所倡导的这些道理。可叹的是世俗的学者只是固守着朱熹先生中年未确定的学说，不肯探求他晚年已经觉悟的学问，徒然在争来吵去中扰乱正学，实在是于不知不觉间沦为异端。于是我搜集相关的文字，私下里拿给同道中人对照着看，如此大家或许便可以不再对我的学说有所怀疑了，如此，圣人之学的昌明，也就指日可待了！

正德十年冬季十一月初一，后辈学者余姚王守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