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匍匐在众所周知的社会秩序里，工作已近二十年。历史的、伦理的、政治的、道德的价值体系，纵横交错，织就了一张无形的牢不可破的网。因为牢不可破所以安之若素，从不质疑。
我是一个小人物，生活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就是中国千万个村庄中大家都似曾相识的那一个。村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媳妇生儿子盖房子，希冀着子孙满堂福运绵长。他们享受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喜悦，也顺理成章的接受着天灾人祸颗粒无收的悲催；他们安然于国运昌盛四方安宁的顺意，也忍得了家国倾颓举目无告的困顿。他们笃信国家的意志：可以种田，可以打工；可以安家，可以流浪；可以饥寒，可以温饱；可以筚路蓝缕，可以衣轻乘肥。他们追随着历史的脚步，开创历史又成为历史。他们是拉动棚车的黄牛，在爆响的鞭哨声里，不紧不慢地走去又走来，却从没有离开车辕的念想。
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深知彼此的想法。他们安土重迁安分守己，对自己足迹以外的任何人和事，都充满好奇和警惕。敬畏远方又向往远方，敬畏权势崇拜权势，敬畏金钱崇拜金钱，所以他们对大地方、权势、金钱低眉顺目溜须拍马，甚至恶向胆边生，富贵险中求了。他们会光着脖子，穿着西装，露着金牙，提着玉米大枣，走进紫禁城 ，攀龙附凤；也会信奉着“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生信条，疯狂聚敛财富，成为土财主，斗富斗狠；甚至买个人大代表，钻营个村长，抑或乞讨个村小学的教导主任，人五人六；实在不行自封个家长，对女人对孩子，颐指气使。在外边低了头受了气，回到自己的地盘那得昂首挺胸大声呼喝，窝里横，向自己最亲近的人下手。这就是骨子里的奴性：对外低声下气，对内飞扬跋扈。这种奴性多少能让人感觉到“人人争做皇帝一统天下”年代的血脉流传。
我是教师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奴性十足。参加了工作，挣得了工资，吃穿住行已近小康，饱食终日中规中矩，与人为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了挣得比别人多几百元的工资，为了可以给几个人指派工作，既当班主任又代课。班主任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要为几十号人负责，为几十号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奠基，需要全力以赴。然而我却习惯了平庸，胆怯于创新和变化，就像大清朝的子民不愿意割掉粗辫子一样。更不可理喻的是如果有人标新立异，我会嗤之以鼻，会嫉妒的寝食难安，嗑着瓜子把谣言传遍北京城。就像鲁迅小说里的小栓，吃着蘸了革命者鲜血的馒头还快意于杀人的热闹。其实我大概是能感受到草房变楼房的时代变化的，也知道是谁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引领了前进的浪潮。但是拖着慵懒的身体睡意袭来时，不找个垫背的始终是不安全的。而作为教师我把自己混同于街道上卖烧饼的，自己手艺不佳打出了夹生的烧饼，却嫌别人的生意好。如果有人拉去炉台以外的地方出闲差，简直快乐的如沐春风了。
我的青春就是这样为奴的青春，被集体的无意识绑架和教养，又成为其中的一粒微尘，混迹于无形。偶有逃遁的张狂，都被无一例外的挡了回来，那堵墙是那样的绵软和厚实。是可忍孰不可忍？
人常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纵观周边，又有几人能忍的了放得下呢？熙熙攘攘之下，无外乎名利二字罢了。
时空转换，人生风景倏忽间变得光怪陆离。渐近不惑，就多少有些粗浅的感悟，抑或是从整体看红尘的达观，姑且守住一泓清泉，以清新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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