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我一天天只是一门心思专注于捡饮料瓶子，也没有什么爱好。就自作主张地联系上我的初中同学刘莎，委托刘莎给我购买一部仅用于娱乐的“iPad”。
因为刘莎一直在自己从事着办理电信宽带的业务，同时也涉及相关领域产品。
母亲也是头脑简单地认为在熟人那里购买的东西至少不会出现冒牌货且价钱上也不会被人蒙骗。
刘莎也是如期为我们送来了实物，可不到几个月，这款高科技产品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到最后竟然到了没有了声音的地步。
为此，我还亲自跑到刘莎的小店内同她理论 ，说了一些不着四六的话语。刘莎也只是将我安抚回了家，说再和我母亲商量相关事宜 （其实早在一年前，初中同学来探望我时，我就发现似乎我在别人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个事事都要靠母亲打理的废人。对于同学们这种认识，我还是相当抵触的，也很少与他们来往。）
母亲只得委托刘莎去联系售后（此类高科技产品都有保修期），她也是推三阻四地一再拖延，直到最后母亲把她逼急了，刘莎才将她的一台自称多年闲置无任何使用功能的ipad塞给了母亲。
碍于情面，母亲又等了等，到最后在母亲的一再摧促下，刘莎才将那台ipad拿了回来。但从刘莎的言语当中已经透露出了几分不情愿、不耐烦……
当我翻看电脑中的历史纪录时，却发现这台经由刘莎之手新购进时间不长的ipad当中残留着大量的影视剧、上网的历史纪录。
当我把这些事情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很大度地说道：“这世间很多事情心里明白就行了，不用说透，刘莎不就是觉得白给你送了一年报纸，内心无法达到平衡吗？以后咱们跟她大面子能过去就行了，别忘了人家对我们的好。”
后来这件事在母亲拿回了先前委托刘莎购买的ipad才渐渐悄无声息了。
又过了些日子，母亲的挚友（多年前待字闺中就和母亲关系甚密，二人友情一直延续至今日）邀母亲一块出去游玩，母亲架不住友人的软磨硬泡才答应下来。
并且郑重告知那位友人：“自己晚上睡觉有打鼾的毛病，与别人同住是不行的。”母亲的那位友人（以下简称杨阿姨）也是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没事，到外面旅舍我和你住一个屋子。” 母亲又说：“小杨，我家情况你也知道，条件不怎么好，去了千万不要花费太高了。”杨阿姨也是一口允诺：“放心，信姐，我们啥都不买。”
母亲这才同杨阿姨一同踏上了旅途（一块去的还有杨阿姨的几个朋友。）
临行前还为我准备了在离开的日子足够享用的早餐、给贝贝备足了吃食（贝贝习惯了吃母亲为它准备的餐食）、叮嘱我要每天按时服药，这才万般不舍地出发了。
刚开始两天还行，杨阿姨一直在各个方面关照着母亲，可越往后，旅途就显得不那么近乎人意了。
先是杨阿姨抱怨母亲晚上睡觉打鼾太吵，影响她休息，于是换到了别的房间，留下母亲尴尬地呆在客房里。接着又嗔怪母亲对别人太热情，一天废话连篇（其实是怪母亲与别人打的火热，冷落了自己）。
与随行的成员一同吃饭，人家动不动海参、鱿鱼，什么贵吃什么。而母亲平日里最烦吃大鱼大肉，好菜没吃几口，末了又要大家平摊饭钱，母亲那个心疼呀，又顾及杨阿姨的面子，只能默默地隐忍着。
到了中转地，那些随行成员又怂恿杨阿姨去城里逛。母亲怕花钱，借故拒绝了她们，留下来和另外一个妇女看行李。
直到旅行将要结束时，母亲才抛开面子对杨阿姨说：“小杨，我这次和你出来旅游玩的很不开心，不会再有下次了。”
本来是一场身心愉悦的旅行，却因为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情最后弄得母亲与其最要好的朋友不欢而散了。就连抵达居住地后杨阿姨的老公开车来拉杨阿姨，杨阿姨只是轻描淡写的和母亲道了句“bye~bye”。
母亲经过十多天的旅行，这才带着对我的万般牵挂回到了家中。只是言辞中没有了临出行前的激动与好奇，取而代之的是对同行挚友的埋怨和对同一旅游团成员的迁怒。
而我在母亲出去游玩的这段日子里，耐不住寂寞的我每天除了亲手安顿自己和贝贝的一日三餐、每个礼拜五照例去卖报纸，并且在空闲的时候一直在坚持捡饮料瓶子。
除此之外，在母亲短暂离开的这段时间，曾经发生过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另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感到母亲能陪在我左右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这不，刚走第二天，我在卖报纸时就遇到了天大的“麻烦”，另我着急、上火，茫然不知所措。
那天早上，我赶早起床，自个动手吃完了早饭（母亲在走之前为我预蒸了够我吃十天的包子）便骑上车子去售卖头天卖剩下的报纸 。
北方的初春，乍暖还寒。我一边站在太阳地里晒太阳，一边注视着停放在不远处驮着报纸的自行车， 耳中尽是招揽客户的叫卖声（母亲亲自录制），正好旁边过来一位熟人与我热情的攀谈起来，我的注意力便由自行车那儿转移到这位熟人身上。
待与那人讲完话，我却发觉耳中没有了熟悉的叫卖声，抬眼一看：却见一个老大娘站在我放喇叭的车子前埋头鼓弄着。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注视着那老太太的举动：只见她似乎仍不甘心地在那喇叭上摁着，见我跑上前 ，她停止了手上的动作，见喇叭没了声音 ，才不知所措的看着我。
嘴里操一口浓重的方言不住地嗫嚅着：“这喇叭把人吵得头都疼。”我强压心中的怒火，转身瞅了瞅剩下的二十几份报纸，恰巧母亲又不在居住地，而自已又有语言障碍。心里思量着：不能就这么算了。便同那老太太理论，可那老太太装出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只是一口咬定喇叭声音太吵，关闭它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举动。
我见与她理论下去耽误卖报纸不说，还惹一肚子气，于是掏出电话想吓一吓那老太太： “我报警了，你说咋办？”，要是当时那老太太说两句软话也就算了。哪曾想那老太太并不服软，仍理直气状的叫嚣：“你把警察叫来，我在这儿等着”。经不住别人激将的我就好像被逼上了梁山，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拔通了电话：操着含糊不清的腔调叙述完事情发生的原委、地点。
那老太太看到我来了真格的，一时也慌了手脚：“我上个厕所，上完就回来”。“哪也不准去，在这儿等着，警察5分钟就来了” ，我厉声道。
不一会儿，警察来了。当闻及我是个残疾人 ，又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原委并对那老太太说：“嫌吵你往旁边走一走，也不能动人家东西，你看人家说话那样，他就是靠这个维生的。”我也不失时机的插上一句：“就是你把录音弄没了，让我怎么卖报纸？我这一早上不白忙活了？”旁边围观的人也你一言我一语嗔怪老太太的不是
我呢当时也觉得占理，也想给警察添加点压力：“要不给记者打电话，把记者叫来。” 那些警察听后也不住地安抚着我：“要不我们给你拿二十块钱，这事就这么解决了吧 ，再说记者也忙。”只见那老太太也自知理亏的掏出了十块钱……
回家的路上，回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一时太过冲动，但转念一想：母亲不在身边，自己又口齿不清，这录音之事也是难事一桩，我倒不是想非要故意刁难那老太太，怪只怪那老太太没事找事、明明自个错了，还不给别人赔礼倒歉、最后弄得下不了台、干干赔了十块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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