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开见日

三月，朋友圈里的油菜花开得浓艳。心里长草的背包旅行却又在疫情未解的风口中无奈萎靡。

在北方，拉开的窗帘后是明丽的阳光，慵懒的筋骨在积雪消融中复苏昨日的初衷。

我决定: 该写点儿东西了！不然，余生中最好的一天又浪费了！这就是中年人的醒悟吧！

本来，我是想写我中学的徐老师的。怎么说呢？我和他是亦师亦友。在学校的时候，我叫他老师，在村里的时候，我叫他大哥。

我觉得他身上可写的故事很多，也能反应那个时代的生活烙印。可是，我上高中以后，和他接触就少了。前几天，给他女儿发个消息说:“我想写小说，把你爸的一些素材给我提供一下呗？”

她只回我一个“捂脸”的表情，没有文字。

我再愚钝也想得明白: 她是嫌我写的不好！因为，我之前写过她奶奶，她说挺好的。现在想想看，多少有礼貌的敷衍在！

好吧！那就先放下徐老师以后再写。

我顺着想象里他家的小院门出来。就一眼看到了老汪家的后墙。

对的！写写老汪家的故事吧！

写老汪家之前，一定绕不开一个小插曲——

那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因为偷读了几本课外书的诱惑，突然对写小说来了兴趣。于是，把珍藏了好久的一张一元压岁钱拿出来“破了”，花八分买了一张大白纸。 裁成三十二张，用我妈的缝衣线一头儿纳了结实——这就是我第一篇小说的稿纸。

我写小说，可不敢公开。和去马棚上偷摘我舅妈家的青杏一样，总是偷偷摸摸的。

有一天晚上，我写入迷了，应该到深夜了吧？我爸起夜，看到西屋的门缝里透出烛光，还以为我在熬夜做数学题。

等我爸进屋，拿过我正写的小说翻看了一下后，勃然大怒。那天我爸打没打我，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打多疼，过一会儿就不疼了，可是，我爸把我辛辛苦苦写了好几天的那个快到最后两页的大白纸本丢进炉子里的时候，心疼是永久的！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在炉火中和大家再也不见了！

我爸说:“你不好好给我背单词，点灯熬油的扯犊子！还写什么小说，嗯？就前院那个蹲监狱的人也能写？有什么可写的！你太让我失望了！……”

哎！我不想听我爸训了！他越说越气，我更生气！

这是我爸第二次烧我的东西，这之前我爸烧过我的一本日记。害得我之后半年没再写日记。但是，当时那种流水账的日记烧了也不可惜。可是，这是我写了近两万字的小说啊！ 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了，就像我家院子里的稻垛，是我们家最该爱护的东西啊！

那一刻，我真想把我家的稻垛也点着火，让我爸体会一下我此时的心情！

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了很多年。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有些可惜。不过，我已经不恨我爸了！因为世间好像有轮回:我儿子初二的时候也不好好学习，也写小说。而且他写的还是玄幻和穿越之类的破玩意。我也想把他有同学追评的本子给撕了！可是，后来我想到大禹治水的故事，还是没那么粗暴的干涉！

或许，我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隐痛吧？如果我爸不烧我的那个本子，今天，我一定拿出来看——那个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一定都是我想要的素材。

我当时怎么那么笨呢？小说里写老汪家的故事，连名字都不改一下。汪国仁就是那个蹲了监狱的汪国仁。让我爸一眼就看出来是扯犊子！怎么不能改成一个别的什么名字，我爸就是想了解写的是什么，也得多读几页…… 说不定他读着读着就舍不得烧了呢！

哎！我又在无意义的幻想了！ 我爸烧的小说无关写的好坏！是我本身的行为就是错的！

好吧！我当年的第一手资料就这么付之一炬了。现在，只能凭我的回忆去还原或真或假的故事了……

一九八二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在我们村，发生了两件大事儿。

第一件事儿，是分产到户了！我记得老李家拉走的队里的白骡子；老高家扛走了队里的犁杖；老孙家推走了队里的胶皮车；而我家，只分到了七亩口粮田。

第二件大事儿，是汪国仁被警察带走了！后来判了个无期徒刑。

在我印象里，他是我们村第二个蹲监狱的人。而巧的是，那个人是汪国仁误杀死者的弟弟。

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安静又祥和的小村庄，我幼年的想象里，能蹲监狱的人都不简单，至少他们是有勇气干“大事业”的人。当然，那时候，我不太懂他们做的错事到底是怎样的。

关于汪国仁“杀人”的场面，我没亲眼见过。我是从邻居们的只言片语里拼凑出来的大概场景——好像起因是许得厚觉得在分产到户的时候，有什么不公，就去找时任队长的汪国仁理论。汪说:“队里的东西，都是先分完标记好，大家抓阄的结果。你没达到要求，只能是你运气不好，和队里有什么关系？”

当然，许既然去找，一定有他的理由。或者说，没正当理由也能编造出一个理由。而私下里别人说，他俩结怨是在争夺队长这件事儿上。

许一直也想当队长，可是他性格不好。尤其是，喝点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好多次听到他酒后在村里横晃时说:“谁不服？我一镰刀搂倒，喝他血！”

这话挺吓人，可是，总听他这么说，就像他的口头禅一样了，大人和孩子也都习惯了。就连我这样的胆小鬼也跟在他屁股后，看他耍酒疯的样子。

用我们村里人的话说:“许得厚啊，天天胳肢窝里别个镰刀，天天想搂倒一个，天天想喝别人的血，最后咋样？让别人喝他血了！”

至于那天汪国仁是如何夺了许得厚手里的镰刀，反手一下把他搂倒，抢救无效死亡的，我没看到！反正是许得厚一定不甘心吧？

当然，汪国仁也因此去蹲了监狱，从村里消失的时候，我还记得他高大的身材，方正的大脸，黝黑的皮肤和洁白的牙齿，因为他很爱笑，总能露出八颗牙齿。

其实，促使我在初二那年写小说的不是汪国仁“杀人”的事儿。是他家的几个孩子。

他们家仨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儿，应该是比我小两岁。小名叫“红儿”。她还有两个弟弟。比她要小好几岁。她爸蹲监狱的时候，她两个弟弟还穿活裆裤，大鼻涕咧咧的小脸造确黑。

“红儿”上小学的时候，是我妈班里的学生。我妈在家里的时候，没少提过她。

当然，我妈提她是有目的的，无非是拿她当例子来激励我好好学习。

我妈说，“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半个男人用！”

是啊！她爸蹲了监狱，她妈妈先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本来就是大树下的一只小鸟，现在树没了，她除了哀嚎，还能怎样呢？

你别看汪国仁高大威猛的，他老婆可是小巧柔弱的。

那时候的农村，和现在不一样，有干不完的繁重体力活儿。一般的老爷们都顶不住，别说那样一个弱小的女人。

所以，我常在她们家的西房头看到汪国仁的老婆在那抹眼泪。

可是，眼泪又不能当力气使。该干的活儿，还不是得干！

“红儿”那时候也长的小，像她妈妈。我记得她头发短短的，从后面瞅跟个男孩子似的。圆圆的小脸蛋，就眼睛水灵。我从来没觉得有哪个女孩儿的眼里能看出力量，唯有“红儿”的眼里，你能看出“泉”的况味来，就是那种源源不断的动力！

“红儿”几乎包揽了她们家里的大部分劳动力。虽然，她还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我妈说:“那孩子，好像一个陀螺，就是为了那个家在转！”

是啊！她不干，谁干呢？

分产到户以后，种地的骡马和胶轮车等都分到了各家。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富裕起来，没有能力购置全套的车马农具，于是，几家庭又自助的组合在一起种地和秋收。

当然，人都是精明的，能组合在一起，除了彼此友好或沾亲带故以外，主要看劳动力是不是相当。在机械化没有开展的年代，什么都靠双手和肩膀的时候，一个家庭里，没有个“力把儿”的男劳力，那是真不行啊！

你比如我们家，爸妈都是老师，只有口粮田，没有责任田。所以，没有分到队里的大物件儿。可是，我们家的七亩地也得种啊！那也是家庭里一笔重要的经济来源啊！我妈就只能去找她娘家的亲属，央求人家带我们一起组合。幸好我爸有一膀子力气，且干活儿不惜力，人家才勉强同意了。

即使那样，每到春耕、秋收的时候，我们家也是全员出动。能干多少干多少呗！

说实话，我是个极其不爱干农活儿的人。除了脏和累以外，我找不到乐趣儿，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说这么多，我无疑是想反衬“红儿”家的状况。或许，她们家更糟糕。我估计，按照人口和劳力分地，她家至少有两垧半地，也就是二十五亩，其中要有五亩的水田，也就是稻田地。

我现在想想都头疼。这么多地，当年她们家是怎么“赐活儿”（侍弄的意思）的呢？

所以，当男人使的“红儿”，在本该她快乐成长的童年，该是要经历怎样的磨难啊！

我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到她的苦难。我在爸爸的羽翼下只干了点力所能及的零活儿的人都会抱怨。那么，她一个爸爸不在家，妈妈又懦弱的人要像户主一样挺起一个家。她的肩膀是要多坚强啊！

所以，我常常和孩子们在土路上疯玩儿的时候，看到她在前屋后院的忙着。我也没在村里的电影场和镇里的戏台边儿寻到她的身影。

妈说:“那孩子，哪都好，就是旷课太多！”

是啊！她家里那么多活儿，她不干，谁干？

我妈还说:“你别看她总旷课，可是功课还真不错，只要她听过的课，做题不会错！”

也就是说，“红儿”听课特别认真！

我就不行，我上课总溜号，外面一点儿动静都能让我扭头张望，甚至一只鸽子飞过，我都会追随它的影子看很久……

我爸就说过:“你要是不凭着小聪明和我天天监督你写作业，你不带学习好的！太浮……”

我那时候，不知道“太浮”是什么意思，今天看，我那时候就应该是有“诗人”潜质的！看来，人啊！总是先找到自己的“暗门”才好！

又扯远了，“红儿”的学习在当时是“副产品”。她的正业是帮家里干活儿！

我妈说:“那孩子的学习真是让人欣喜，无论怎么考，她都是班里的前几名。若不是在那样的家庭里，能有个好点儿的学习环境，哎！一定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类似的夸奖，我听多了。开始我还能有点感触，后来，我妈总夸她，我就习惯了。再后来，我还有点反感了:一个不交作业，总旷课的人，有啥榜样的？

直到很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我妈当年的感慨时才猛醒: 那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好苗子怎样的期待啊！

可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要有多顽强的生命才能茁壮成长呢？就像在沙漠里要长成一棵树一样！

当别的孩子嘻嘻哈哈玩乐的时候，“红儿”要想着怎样把家里的活计一样样干完！同时，可能还偷偷的背着一首她不能理解全部含义的古诗。

生活，不是你站在远处，可以想象她的艰辛，而她就能轻松的穿过艰辛！

而很多时候，人除了面对肌体的疲惫还要面对精神的摧残。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一个很冷的冬天。某天，有雪。

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我早起，去扫雪。我要一直扫到庭院外面的土路上的。

突然，我看到一个人从“红儿”家的后院墙跳出来。

然后，在我扫过的土路上跺脚。其实，不用看那人的脸，我就知道是谁。因为，他的脚印留在雪地上一深一浅的——他是二队队长的弟弟，一个四十多岁还没讨上老婆的瘸子。

其实，看到瘸子总往“红儿”家里去的又何止我一个人呢？

流言蜚语又不是在这个冬天的早上才在村里发酵和回旋的！

所以，我明显的感觉到“红儿”总是躲着人，她孤独的小身影更多的出现在田间地头儿。

本来，她家东院有个和她同龄的叫秀儿的女孩儿，常去她家里陪她。那个冬天以后，也不再去了，而且她们两家之间的矮墙让秀儿爸爸砌成了高墙。

插一句题外话:有人跟我说，你的小说，总用旁观者的角度去写，为什么不把“我”换成故事里的主人公呢？

说句实话，以本篇为例，你让我直接用“红儿”的身份来写。我怕是写不下去的，因为，我承受不了那样的煎熬！

幸好，还有时光在，时光会带走一切，无论你正在经历的苦或者痛。

是的，无论我用怎样的笔墨来描摹她的童年，她也一定会随着时间慢慢长大！

当她长到不穿一件破花袄的时候；当她长到梳马尾辫的时候；当她长到腰肢曼妙的时候；当她长到眉眼含情的时候……我们就上了中学。

上了中学，我知道她学习一样的好！

因为，她和我先后在全校的期末总结大会上，从校长的手里接过奖状。

我和她站在一排，我不太敢看她的眼睛了，她的眼睛原来是泉水，现在好像会唱歌——而且是那种会让你心旌摇曳的歌儿！

上、下学的路上，我经常能碰到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她总喜欢低着头走路，仅使没有人和她碰面。 她路上总拿一本书，走走看看，不是背古诗就是在背政治题。

我在冬天的时候，都看她手里拿着书背，她的破手套都带着补丁。我真想把我的“棉手闷子”给她戴，可是，没勇气说。

在我初三要毕业的那个春天，柳叶刚吐芽儿，春耕最忙的时候。

突然，从村里传出消息说:“汪三儿喝农药了，拉去县城抢救了！”

“汪三儿”是“红儿”的二弟弟，好像六七岁的样子。

至于为什么喝农药，我没具体的打听过。当然，误服和自杀对于一个小男孩儿来说都是可怕的。而对于他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来说更是沉重的打击。

我不知道她们是如何应付要救人又要救地里的种子的。我不是她们的家人，我不知道其中的艰苦。但是，我知道，那是一段难过的经历。

后来，不知道学校里谁提出的倡议，说是要给她们家捐点儿款。

我是很积极的，我知道这是对“红儿”最直接也最实际的帮助了！

我也没有钱，我是去我爸的教室里找我爸要的两块钱。

两块钱现在只能坐一趟公交车，可在八十年代末，那是能参加一次婚宴的随礼钱。

我是班长，我带领同学们捐款是全校最多的一个班。后来，我们学校的板报墙上贴出了捐款名单，我的名字在左上方。

好像在我最后的毕业纪念册上还有“红儿”的留言，她不和我一个班，我也不知道我的纪念册是谁拿到别的班级的，反正学校也小，学生也都是前村后屯的，几乎都认识。

那本纪念册现在找不到了。也不记得当年“红儿”给我写了几句什么样的文字，估计也是鼓励和祝福吧！

现在想想，那几句留言，怕是我和她最近的接触了！

后来，我上了高中，在县城住校。只有假期才回村里呆几天，几乎也不太出屋。

好像，我也有打听一下“红儿”是什么情况的念头儿。可是，终于是怕害羞还是闭嘴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好像是我的儿子都会打酱油的时候了。我回村里老姨家玩儿，忽然想去我的老宅拍照。 在我家老宅的斜前方，我看到当年“红儿”家的几间破泥草房，已然换成了四间漂亮的砖瓦房。

我向老姨打听她家的情况，老姨说:现在她家好了，汪国仁早几年也出狱了，回到家里啥都能干。“红儿”初中毕业就去南方打工了，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反正是挺挣钱的，还和她老公坐轿车回村里呢！现在她爸妈住的大房子，就是“红儿”出钱给盖的，好像得不少钱。据说她们自己在县城也买了楼房。小日子过得好着呢！

我又问:“当年那个喝了农药的汪三儿呢？”

我老姨咂咂嘴说: 那孩子，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呢！别看没念几天书，老早就出去打工了，从给别人卖汽车配件到自己开配件商店再到现在自己办工厂，人家是大老板呢！住在省城的别墅区，回村开的豪车几百万呢！

这是我喜欢听到的消息。我当然希望他们家的孩子有出息！

你看到这里，完全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就在前几天，我给老姨打电话，听说“红儿”在村里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养鸡场。既能解决一部分闲散劳动力，还能带动村里的合作社，让更多的村邻走向更富裕。

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的欣慰，或许不仅仅为了“红儿”的苦尽甘来。可能更是为了她那回报家乡的情怀！

是的！这是一个喜剧的结局。我希望每一个人，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都要满怀希望，不断努力，总有掌声响起的那一天！

一起加油！

云开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