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片绿色军营与七位帅哥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三年时光
文|乐健君
人生的路並不一定需要人来精心设计，况且再设计也不见得起有多么精准，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做人也大可不必地去刻意的复制那老谁家那个小谁、谁、谁。大约在一百多年前已经有一个叫奥斯卡·王尔德的爱尔兰人就曾经说过：“做好自己吧，因为别人都有人去做了。”
母亲愿意用她的自有方式告诉我们孩子们：“你是谁？你就是你自己呀。”在家里面母亲的耳提面命通常都是以这样的开场白来起头的。
今年，是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十个年头，说话间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这五分之一个世纪过得是太快了……
每年的清明节，我们姐弟几个人都会起得早早的，一起去为母亲扫墓。与刚刚失去母亲那段日子里的撕心裂肺相比，如今更多的是深深的思念和久久的缅怀；更多的是把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年届九十的老父亲身上；更多的是把许多当时的遗憾化作动力，加倍的弥补给陪母亲一生的老父亲。
母亲是一个一天书都没有念过的家庭主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硬是凭着逢人便不耻下问的精神，使自己能够读懂三百多页的赞美诗，而且很难读懂的《圣经》都能熟练朗读。
岁月的沉淀加上与生俱来的聪慧，让这个毫不起眼儿的女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一些思想。
三个姐姐都是当初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时接受完贫下中农再教育合格后，都争先恐后地拥挤着返城。返城后的知青当时的就业难度很大，而且选择的方向都是想找一个即安逸又体面的工作，有些人还打破脑袋挖空心思的去钻进体制内当干部。记得母亲最不赞成三个姐姐走这条路，拚尽全力说服姐姐们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学习一门无论什么情况、什么年代都能为自己挣一碗饭吃的手艺。
当时，我的三姐返城后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选择坐在大医院的总机房里，做一个风吹不到雨淋不着人人羡慕的俏活儿，另外一个选择是给老中医打下手，蹲在药房里识中药、检中药、熬中药。每天下班后还得背诵“中药三百味”，周身弄得像脏泥猴似的，还必须接受时不时地被老中医训得像孙子似的现实。
三姐在母亲的说服下选择了后者，当时还是一百个不情不愿。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真的有些呆傻，放到今天来验证不得不说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睿智的眼光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三姐的从医之路，也是从撅着️嘴巴哭开始的，但今天却是在开心的笑中，享受着依靠自己努力奋斗取得的一身本事，过着衣食殷实生活。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母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刚刚读高中的那会儿，国家恢复了高考，那时候能够考上大学才能称得上真真儿地做梦，而且是在做弥天大梦。
是好梦那所有人就都喜欢做，看到邻居家老三届的“孩儿他爸”抱着儿子坐在自己家的小炕桌上，划拉着一个个的方程式，做着一道道的练习题，拼着老命在挣扎着。再看着本校上届毕业生中那寥寥无几的“中举”的幸运儿，从学校墙上的大红纸榜到周遭的各种羡慕仰视中的溢美之词。以我这一贯争强好胜的小爆脾气，见到这样的刺激似乎周身都喷涌对美梦向往的无限冲动。
那时候母亲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出于对我的保护并没有死气白咧的让我只想这一条道儿。而且告诉我面前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之处）。第一条路是跟姐姐们一样，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二条路是“接班儿”当个工人；（当时政策允许家中的一个子女，可以到父母单位接替父母的工作岗位）第三条就是立即放弃自己画画儿的爱好，迅速启动“头悬梁 锥刺股”模式，学习好“数、理、化”考上一个理工科大学。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但是为了拼升学率，各个学校都使尽浑身解数，来重新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先是集中筛选全校所有优秀的老师专为重点班教课；后是在全学年筛考一个重点班突击灌输、突击补课。重点班里的同学更是各自拼了命似的疯狂补短抢分。
每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上升，都是妈妈第一时间通过她那慈祥坚毅的目光，回馈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那是离高考很近的一次模拟考试，我终于进入全校前三名了，连跑带颠儿的跑回家告诉了正在往大铁锅里贴玉米面大饼子的妈妈。看着笑开了花儿的她，我竟然流下了眼泪，那一刻觉得自己能够做一个没有让母亲失望的孩子也就值了。
很幸运，那年高考发榜的时候，学校大红纸榜上考进大学本科的六个人中有我的名字。送我去大连上大学的火车站台上，母亲的脸上挂着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那种满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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