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籍(三)

第一次看到天成是在我十岁那年，爷爷在去横滨中华街看望一位老朋友回来时带着一个看上去邋遢的男生，他长长头发把半边的脸都盖住了，上衣胸口前不知道染了什么五颜六色的东西，看上去好像从泥地里爬出来的一样。他很安静，跟在爷爷后面，一看到我立刻变得很拘谨，眼神像老鹰一样发出一种杀气。

“你叫什么名？”爷爷刚刚坐下就问道。

他没有说话，眼珠向四周转悠着，好像在观察屋里的一切。不过我猜他可能是听不懂爷爷说的广东话。爷爷一直和我都讲广东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爷爷的过去，只是偶尔一次听爷爷说过他小时候在香港的荃湾生活过。

“你叫什么名？”爷爷改用很拗口的北京话问多一次，听起来很辛苦。

他表情明显楞了一下，眼睛向我这边看了看，然后又看回爷爷身上，相当冷静地用北京话说道：

“天成。”

“天成。”爷爷用广东话重复了一次，然后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和天成一起生活了五年。我从来到爷爷身边生活，就一直在工匠坊里面帮忙。天成倒和我完全不同，他从一开始就百事不管，整天游手好闲。有一次我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打算好好教训他一顿。先礼后兵的我上去直接对着他说了一通。听到我的话，他没有太多过激反应，和往常一样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猜可能他听不懂广东话，于是改用日语。在我训话不到两分钟，他让我连反应都没有机会地向我扑来，把我压制在满是木渣子的地上一顿拳头伺候。就在我脑门挨了他几拳之后，脑袋瞬时被一阵晕眩感包围了，劲道十足的他让我完全失去了主导权。平时看着他的个子不高，人瘦瘦的；总感觉一副营养不良而不会有什么力气的样子，有劲的拳头让我很意外。

那一次打架——应该说是那一次我被打后，意外成为了我们之间关系的一次变化。后来爷爷知道我们打架的事后，让天成在工匠坊外面整整站了一天，我自认为胜利的得意了一天。

十五岁那年，天成突然向我和爷爷道别说要回去新宿，爷爷一向的态度都是自己人生自己决定，倒是我有些难以接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人生总在一定时间点需要作出一些改变，当时的我根本就不明白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天成走后两年，爷爷去世了，变得孤立无助的我面对着无可奈何的现状，社会到底是怎么样我完全不知，无奈之下只好到新宿找天成。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天成并不愿意见到我，他冷漠地对待一个和他生活了五年的我。用一顿饭就打发我走，那种任由我自生自灭的态度是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残酷的现实。

带着仅有的费用找了家情侣旅馆，在旅馆呆了三天，结果一点想法都没有，对于以后的生活我一无所知。于是充满天真思维的我居然开始找起正规的工作来，可无国籍的身份让我又一次意识到了身份的无奈。

沿着枫林会馆边的大马路走去，脑子里忍不住地回忆起关于天成的事。本想着去找明秀那女人。在刚刚走上樱花大道就被梅花叫住了。梅花穿着一件豹纹的上衣，下身被一条紧身的皮裤包裹着，大小腿粗壮的轮廓好像拼命地挣扎着皮裤的张力。她带着一个小男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齐刘海呆滞的眼睛满像个韩国人的。

“麦，到处找你呢？打你电话是个女人接！”梅花说的是北京话。

“女人？”我用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太标准的北京话回应了梅花。

“对啊，一个声音很娇弱的女人。”

我猜可能是惠子。

梅花凑了过来，一股浓烈刺鼻的香水味使我忍不住闭住了呼吸，慢慢涨红的脸让我后退了一步。

“你的香水是找墨西哥人买的吗？味道也太重了吧！”

梅花紧蹙了一下眉头，用鼻子怔怔地嗅了自己好几下，带着疑惑的眼神看着我问道：

“有吗？我怎么没闻到。”

“好了，找我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

梅花听到我的话，马上又摆出一副职业场上的嘴脸，那种服务者的口吻对我说道：

“麦，这是我堂弟，来这边读书，想找点事做，得你帮帮忙。”梅花拉过身边那位男生说着，接着又拍打了一下自己那闪着亮光的手提包，”这次需要寄二十万回去。”

我看了看这位堂弟，他好像对一切事物都带着一种不信任的防备姿态。他站在梅花身后，不太愿意注视我的眼神不时瞄了瞄我。

“找个地方谈吧。”

“那就是蓝山咖啡店吧。”梅花提议道。

我点了点头走过那位堂弟的身边，往着樱花大道和中央街路口的蓝山咖啡店走去。

梅花是从中国大陆偷渡过来打工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在歌舞伎町我认识很多。

五年前刚刚到歌舞伎町时，无国籍的身份让我无所事事，唯一的一点存款很快就让我飢不择食，在生存问题的挑战下，我去了天成管理的牛郎俱乐部寻求帮助。从一开始被天成下令轰出去，到死皮赖脸地在那呆了大半个月，天成的态度变得不太理会我的存在，所有的人们慢慢的习惯一个如同游魂般的我存在他们之间。

当时俱乐部旁边是一家上海人开的饭馆，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饭馆门口大招牌里大碗的炒面，连着吃了好几个月。

印象中那天是梅雨季节里没有下雨的阴天，我正在饭馆靠路边的一张桌子上吃着面，从门口匆匆忙忙走进来一个发型中分的年轻人，他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好像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一样坐到了我旁边的一张空桌子边，然后用上海话大声叫喊了几声——应该是点了什么菜色，反正我没有听明白上海话的意思。

过了十几分钟后，门口又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很猥琐的中年人，偷偷摸摸地行为从走进门口就四处张望着。他最后的眼神停留在了那个人的身上，然后紧张着走到他身边，一坐下就说：

“徐行，这是五十万圆，多久能到我老婆那边。”他从上衣的内口袋拿出一包用黑色袋子包裹着的东西放到这个叫徐行的人面前。

中年人说得是北京话，听口音和北京帮的那些人有几分相似。徐行放下了手上的筷子，脸上还留有几分刚刚进来时的不悦情绪。徐行用带有上海口音的北京话回应了他：

“你也不是第一次寄了，还需要问吗？你老婆那边出事了？”

“儿子不出息把学校的同学打进院了，本来家里的情况也是很勉强。”

“还是那个地址吗？”

中年人老实点了点头，失落的眼神里可以感觉他对家里情况的担忧。徐行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说话时用的语言是上海话，我和那位中年人都呆呆地看着他。

“大概二十分钟，那边比较忙。”徐行刚挂断电话很自然地说道，接着又吃起东西来。

已经吃完炒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邻桌的情况有了特别高的兴致，决心探究一下那到底是什么样交易，没有事情可做的我对歌舞伎町的很多事情都抱有相当高的好奇心。

时间大概过去了十几分钟，徐行的手机响了起来，唔唔唔地在光滑的桌面上震动打转着。他接通后只用上海话说了两句就挂掉了。

“钱到了，去确认一下吧。”

中年人听到后眼角放松，紧绷的皮肤多出了几条皱纹。他转身走向柜台边的电话机，不到两分钟又回到了徐行对面的座位上，脸上明显多出用皱纹拉扯开来的笑容，没有之前那压抑的神情。

“我老婆说收到钱了，谢谢你啊。”中年人把黑色的袋子推到了徐行面前，”提成也在里面的了，你看看。”

徐行很不在意地打开袋口向里面大概看了一下，提着眉头用下巴点了点袋里的钱。

“行了。”

中年人听到徐行话后站了起身微微鞠了个躬转身走向门外去。看着中年人离去的身影，我马上压近徐行的身边，他注意到我的靠近，挺直腰身，警戒地看着我。

“你谁啊，什么事？”

在我坐到他那桌位置上时，徐行放下了筷子，看了看外面然后用日语问我，之后又说了好句上海话，上海话我没听明白。我垂落的眼神看向了他面前那个中年人留下的黑色袋，徐行用一只手护住袋子，样子有几分警惕。

“明秀叫你来的？”他又问了一句，这次用的是北京话。

“不是不是，只是不明白你这是干什么的？”我用日语问道，同时挥手表示了来意，然后用下巴表面了我的意思。

“台湾人？”徐行还是带着警惕的口气，日语也说得扭扭歪歪的感觉。

“不是。”

“日本人？”

“也不是。就想问问你那——想学学。”

“你是天成的人吧？”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判断的，但却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呆呆地看着他好几秒，他看到我的反应后放松了警戒，一脸笑意地说：

“想学这个啊？”

“对啊，看你一个电话就可以收那么多钱，应该满不错的。”

“没工作想找工作做是吧？”

他好像知道我的过去一样，每一句都说中了我内心的想法。接着他从口袋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个移动电话号码，没有其他信息。

“如果有人要汇钱去中国那边的就打这个电话，规矩是……”

“那是什么意思？”

“反正有人需要你这样和对方说就行。”

徐行带着一种嘲笑的态度把卡片放到了我面前，然后结账走人了。后来我在健太那知道徐行做的是一种叫地下银行的交易，就是帮一些身份原因（证件过期的，黑户，偷渡客等）没有办法去日本银行汇钱的人，帮忙通过地下的方式汇回去自己国家家人的手里。在歌舞伎町我了解到的有三个人做这样的交易，除了徐行还有一个墨西哥人乔治和一个日本人三木。

徐行是个上海人，我拿了他的号码后兴奋了好一阵，俱乐部无聊的生活早就让我厌倦透了。可毫无人缘的我并没有需要汇钱去中国那边的人找我。

之后没多久的一天晚上，我在俱乐部门口无聊晃悠着，从二丁目方向跑来一个一身连衣裙没有穿鞋只穿着黑丝袜的女人。她边跑边回头，在跑到我面前时突然停下了脚步，不语地钻进我身后的灯箱。在她刚刚躲到灯箱后面，二丁目方向跟着跑来了两个便衣警察，这两个警察之前来过俱乐部大吵大闹过，对此我有印象。他们走到我面前看了我好几眼，又往俱乐部里面看了看，本以为他们会问我话，可并没有。在他们走后我敲了敲灯箱，用日本语说道：

“已经走了。”

女人探出半个头，向两边街道左右观察了好几次，在确认安全之后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她脸上原本应该是化了个烟熏妆，但在灯箱的灯光映照下，已经化开的妆容看起来像软弱巫婆一样，凌乱的头发还夹着一个红色的发夹。就在我认真观察起她的样子时，她突然蹲坐在地上，抱着大腿呜呜地哭了起来，气氛在瞬间尴尬了，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反应，只好那样看着一个莫名哭泣的女人。

她哭了快二十分钟，才把那吓人的脸抬起来看着我问道：

“先生，你可以帮我吗？”

她用的是北京话，在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我被第一次称呼为先生感觉相当不习惯。我蹙眉地看着她，心里打量着女人到底会是什么来路，我不太想和来路不明的女人有什么牵连。

“我想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吧？”

“求求你了，不然我会被遣送回国的。”

可能是出于某种意识，我好像从女人身上看到利益的所在。爷爷说过，弱势者在最需要帮助时是最没有背叛思想；这点很重要，如果想要对方死心塌地对自己，先让对方从自己身上得到依赖和信任。

女人叫梅花，从中国江浙一带偷渡来日本打工。中国大陆有政策不能多生孩子，梅花说自己是超生出来的一个，所以没有得入户口，这样的情况看似和我是无国籍差不多性质，却有很大的不同。至少那里的政府不会把她抓走或者驱逐出境，最多罚款了事。从一个中国的黑户偷渡到日本，一上岸却变成了另一个国度的黑户，但必须面对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的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完全不明白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后来，我从他们身上闻到利益的味道。

梅花一开始做的是情侣旅馆的清洁员，却被一个黑帮份子在她工作的情侣旅馆里强暴了，事情发生之后改变了梅花的思想，她放下从中国大陆带过来的原则，开始在台湾帮的酒馆里做性服务的行业。

在遇到我那天，那两名便衣警察去梅花所在的酒馆消费，因一些小过失吵了几句后对方要查她的证件，她慌乱中跑了出来，就这样认识了我。

那次我帮梅花藏了好几天，之后在健太的帮忙下介绍到了另一间日本黑帮管理的酒馆工作。通过梅花我认识了好几个像她那样的女人。于是我开始了帮人免费介绍工作，慢慢打开了自己的人缘关系，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收入。

徐行是个典型的上海人，性格小气算盘打得响，基本上我拿不到我相应的提成，因为生意抢夺还让乔治找上我的麻烦。我把他一个长期的中国客户用免费跑腿的服务抢了过来。后来因为健太的出面乔治也没有拿我怎么样。在提成问题上的不均我抛弃了徐行，开始和乔治做起交易，一直到乔治所在的帮会被日本警察打击后才找上了三木。三木是个民族主义意识很强的家伙，可却能给我相当高的提成，在我的无国籍身份意识里并没有民族一说，怎么也不可能为了本无意义的东西做个和钱过不去的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