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农村，根深蒂固的想法，每月拿固定的工资，脱离胼手砥足的劳作，便是好生活。
愿望成真，我拿着县交通局开具的介绍信，喜滋滋地跑去县汽车运输公司，然而，现实的场景，与想象大相径庭。
灰尘弥漫的场地，停靠着几辆外体斑驳破旧的客车，我高中三年很多次背着包裹追赶的庞然大物，不再不可一世，是明日黄花的萎靡与落寞。
场地向北靠近小河，有一排低矮的平房，我推开其中的一扇木门，室内笑语喧哗，烟雾缭绕。有人抄手站着，有人坐在长条椅子上，有人干脆把木桌当椅子，肆无忌惮地翘着腿，有谁说了什么有趣的事，一屋子人正哄堂大笑。
听说我来报到，一人龇着黄牙，笑得前仰后合，脸上同时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嘲谑：又一个入坑了。
一秃顶老年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接过我手中的介绍信，看也不看，就说说过几天定岗。
有人走到我跟前，一本正经地说，你得给朱主任多送一些礼，办公室大权在握，保管给你安排个既轻松又多拿奖金的岗位。一屋子人再次爆发出不可抑制的笑：哈哈哈，都快讨饭了，还拿奖金呢。
朱主任沉下脸，低头嘟囔一句什么，同时挥动一下手臂，像是驱赶苍蝇，或者只是徒劳地做一个无意义的动作。
我在众人的喧哗声中，尴尬地退了出来。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群驾驶员和修理工，在办公室讨要拖欠的工资，我的出现，适逢其时地贡献了一个羊入虎口的谈资。
我天天按时到办公室报到，但朱主任都叫我先回去。回去，回哪去?
居住县城的二姑已经去世，我是没有脸皮再去表哥家蹭吃蹭住的了。小四是我的发小，我们两个交情一向不错，她在城东租了间门店理发，我只有暂时寄住她那儿，早出晚归。
没有人给我安排差事，我就像蛛丝一样吊在半空，无所附着，一个月之后，一把手黄总结束住院来上班，安排我去了修理厂。
厂长姓梁，年过半百，人狠话不多，修车功夫了得，经常车上车下弄得满身油渍与污垢，外人以为他只是普通的修理工。
老梁照顾我，安排我做些日常的台账登记，说单薄的姑娘哪能干修车的糙活，我有种被嫌弃的无力感。事有凑巧，仅仅半个月，粗鄙的黄总调走了，来了位儒雅的负责人。
总经理看了我书写的工作总结，当即决定调我去办公室，朱主任即将退休，需要后继有人。
我属于幸运的，成了办公室的内勤，而那些在我之前在我之后进单位的“高材生”，大多数分配去修理厂、车站、加油站、仓库，从事最普通的劳动。
做会议记录、买办公用品、举办工会活动、领着妇女到医院体检、代替老总去交通局开会、书写月度工作小结和领导发言稿……整天忙得团团转，我把看书学习的事撂到了九霄云外。
虽然工作忙忙碌碌，但单位发不出工资，个人就囊中羞涩，每次回家，不等我开口，母亲会主动掏钱给我，跟我上学那会一模一样。找到工作了，却还跟父母伸手，要父母养活，我觉得羞愧难当，抬不起头，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把我的工作看得无比重要，以我在县城上班为荣。
那次我坐大客车回家，车上的驾驶员和修理工跟我开玩笑，要去我家吃饭，我那会儿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
母亲一听说是我单位的同事，即刻安排哥哥和嫂子张罗好饭好菜。我拉着母亲走到门外，告诉她都是些普通职工，家常便饭就好。
然而，节俭成性的母亲拂开了我的手，一意孤行，颇有一掷千金的豪爽，席间，几次举杯敬酒，还语带虔诚地请同事多多照顾我。这些人喝到脚步打晃 ，打着饱嗝离开，都自顾不暇了，还能帮到我?
之后一个多月的早上，我和小四正在门店里酣睡，砰砰敲门的声音惊醒我们。是母亲在叫我的名字，我一骨碌坐了起来，她怎么会摸到这个地方呢？原来是小四的姐姐来过这里，母亲问了她地址，跟了最早的班车来县城，然后一路走一路打听“城东供销社门前的理发店”。
正值深秋，雾气蒙蒙，母亲头发半湿，鬓角上还挂着闪闪发亮的水珠。她在老家听亲戚说表哥认识交通局的人，于是，背着大米急如星火地赶来，要去找大表哥帮助我调换单位。
我们一起去了表哥家里，表哥又带着我们去找熟人。三人蹲在门外等了好长时间，那位熟人才回来家里，他确实在交通系统工作，不过不在局机关，只是航运公司一线船员，同样属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母亲失望极了，走到门外，突然捂住左腹，蹲了下来，煞白的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滚，我吓坏了，上前扶住母亲，她的双手冰块一般冷。
母亲六个多小时没吃没喝，致使胃病发作，疼痛难忍。表哥要带母亲去医院，母亲摆摆手，让我送她去车站。
候车室内，母亲瘫坐在长条木椅子上，我买来一碗面条，母亲疼得吃不下，强行喝了两口汤，开始呕吐，一抽一搐，呕吐的声音很响，扒心扒肺的那种，不一会儿，脑门上汗水濡湿。
我惊慌失措，坚持要去医院，母亲只摆手，用严厉的神色阻止我，她舍不得花钱。我拗不过她，只有去附近的医院买来止疼和镇吐的胃药，喂进母亲的嘴里。两个小时后，我把母亲送上去老家的客车，她摆摆手，要我好好上班。
母亲闭着眼睛半躺在破旧的客车座凳上，枯乱的发，一绺一绺地散落在她蜡黄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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