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灰蒙蒙的、深邃的云层浩浩荡荡地从空中渐次飘过，然后从云层里蹿出几道紫色蜿蜒的闪电，再几声轰隆的响雷，冰冷的雨点就打在我们的脸颊上，胳臂上。传来砭骨的凉。浅灰色的衣服上慢慢多出了墨点似的雨水，浅灰深灰的渐变，证明我又很荣幸地被夏天数不清的雨水困在外面了。
我顶着雨水，跑到一处书店的屋檐下避雨。
空旷的街道上没有了往日里的热闹与繁华，偶有车辆匆匆地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四下飞溅，滑翔——坠落——碎作几瓣，尸骨无存。很像生活在社会里的我们。在时光的车轮的碾压下，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最后坚持不住，粉身碎骨。
“月光，好久不见你了。”
我回过头，书店的老板探出头来，对我笑着。我疑惑地望着眼前这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觉得似曾相识。“你是？——老周？”
他笑了，推开玻璃门，将我迎进来。拉过一张凳子坐下，“你还记得我。我们以前经常去书店看书的。”我点点头，看了看四周，“这书店——”
“这是我自己开的。”他说。
“你不是大学毕业去上海了吗？什么时候来A市了？”我问道。
“说来话长。”他颓然地叹口气说，“上海就是个怪物，迟早要把生活在他身上的人们吞噬掉。那些生存下来的，也都变成怪物了。”
我仔细品味着他的这句话，觉得他说的很对，不愧是过来人。
小时候我们生活的小镇不算大，但设施很齐全。我们住的那个小区里有一家书店，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开的。那个男人带着一副黑框眼镜，没人的时候喜欢看村上春树，或者徐志摩。偶尔有时候起兴趣了，也会找几本林徽因。
我和老周是这个店的熟客。每逢学校放假，我们就喜欢背着书包来这里，消耗了一个下午的光阴。然后走出店门时书包里就添了基本没有拆封的，还带着那家书店独有的气息的书。
老周往往喜欢在外国文学那边转悠，特别是丹布朗，斯蒂芬金，或者是柯南道尔。这些都是我比较能理解也能接受的，还有诸如莎士比亚，泰戈尔之类的人物，我就是完全的外行了。
而我则更喜欢在青春文学这边洒下大把的时间，从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或者是《幻城》，到韩寒的《三重门》。前两天搬家的时候收拾这些书，惊讶的发现他们已经大摇大摆地侵占了大半个书架。于是我买了一个足足占据了大半面墙的书架，用来放置这些微微泛黄的年华。
老板每次看我们来时都会放下手中的村上春树，为我们搬来两张椅子。我们便名正言顺地在书架前扎营，一直到夜色撒进店门，老板起身点亮了门口昏黄的灯，我们才将书放回原处。和老板匆匆打声招呼后便往家跑。
那股浓重的墨香和书页的味道，在记忆里格外光鲜。
老周忽然问我，“那家书店还开着么？”
我摇摇头，“老板家里有事，前两年匆匆关了店，再也没回来。”
“现在呢？”
“改成了咖啡馆了。”
于是我便多了个喝咖啡的爱好。久而久之，我也从刚开始青涩地要杯美式咖啡，到后来进店门好像吃麻辣烫似的要一杯卡布基诺。这一点上和老周很一致，他很钟爱卡布基诺。
当原来的书店随着喜欢读村上春树的老板的消失而关门了之后，随着离开的还有老周。他要去北京念大学。送他去车站的那天，我们都没有哭，但我们很沉默很沉默。我记得老周的最后一句话是，“等我回来，我们还去那家书店。”
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走之后的第二天，那家书店就已经兑出去了。封在纸箱里的一本本书，从村上春树到徐志摩，从丹布朗到斯蒂芬金，从郭敬明到韩寒，都随着搬家公司的卡车远去而消失在了风里。
“书店现在经营的怎么样？”我忽然问道。
“还说的过去。至少这几年人们还没有被电子书征服，还是有人看这些书的。”老周干笑一声，又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困难，第一次开了三个月不到就倒闭了。后来跟朋友借点钱，又贷了些款，又重新开了这家书店。”
这年头能借给我们钱的除了银行就是放高利贷的，“朋友”这个词，很少在这样的交易里出现。我忽然很羡慕老周。
“不错，你成功了。”我赞许道。
“坚持下来就是成功啊。”老周笑笑，笑的很沧桑，好像经过了许多挫折和磨砺之后的老者，“怎么样，要不要挑两本书？”
“好啊。”我起身，老周的声音追过来，“郭敬明的书在最外面的那个书架。”
“呵呵。”我暗暗笑了。
书店里弥漫着浓浓的墨香，很熟悉，好像是那家早已关门了的店。我转身看向老周，他坐在门口，低头读着什么书。在这样的一个照面，我忽然觉得他就是那个读村上春树的男人。他从我的记忆里走出来了。
残存的墨香弥漫着，在记忆里酝酿出悲哀的味道。
我知道，我和老周之间的记忆，也只剩下这些残墨了。
时光的车轮从我们身上轰轰烈烈地碾压过去，我们努力着挣扎。记忆碎落成一片一片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飘荡着。好像这残墨，弥漫在空气里。嗅着它，我觉得世界还是依然美好。
哪怕世界残缺，不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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