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特工密战——活禽刘立福
先介绍几个人物：
李馨亭：50年代宝安县公安局局长。
陈镜辉：国民党下的特工总指挥，宝安县观澜人。
以上两人素未谋面却知己知彼。
刘立福：宝安县人，1950年由蛇口偷渡去香港。20多岁，白净面皮、面貌俊秀，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并合打手势。
此人在读书期间被“中统”相中，学习有关谍报知识。他一偷渡到香港后，陈镜辉边相中了他。有趣地是，中共也注意到刘立福，想把他发展成为中方的谍报人员。但是，刘立福的一个叔父在镇反时被共产党枪毙，他的反共立场很坚定。
4号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倾覆破坏。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为国民党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共产党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圳河北边，车站前的杂货铺、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等等，一半都是共党的人。
1955年，台湾方面给予指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期间，派人偷渡过后，炸掉广九线的一段铁路。一旦铁路瘫痪，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停开，消息传开，不仅会造成国内恐慌，亦会在国际上造成中央政局不稳的假象。
这个计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化？不清楚。
陈镜辉选择了身为宝安县人的刘立福，说话、利用地形，都有条件。如果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边界就会被监视。但陈镜辉想不到的是，选择宝安县的人，又给宝安县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对爆破点的位置确定，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情报人员认定，派遣人一般会选择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龙岗乡他根本不熟的地段去冒不必要的险。所以，中共认为爆破点很可能设在刘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根据4号提供的情报，刘立福会在国庆期间行动，所以宝安县公安局在9月下旬已经做好准备，只等鱼儿上钩。
1955年的国庆节，宝安县城里开了庆祝大会，晚上舞龙灯。刘立福没有来。
是4号的情报错了？还是陈镜辉的计划改了？
1956年2月，刘立福出现了，没偷偷回来，反而执香港居民身份证，在接受海关检查。没有现行不能抓。“刘立福必定是带着任务来的，有任务就会行动，只要盯得紧，不怕他行动，行动了就抓。”
奇怪的是，刘立福到了深圳镇后，什么也没干，买了一包烟，在车站休息了十多分钟。好像很无聊似的，在街上买了份《羊城晚报》，突然，转身上了往广州方向的列车。火车在往他老家平湖方向开。他没在平湖下车，火车拐向广州，他到了广州才下车。一下车，他身边冒出了个七八岁的孩子，他领着孩子在火车站转了一圈，又突然跳上火车，往深圳香港方向回去。
火车上，在刘立福的座位附近，共有七个侦查员堵住了刘立福。刘立福似乎毫无警惕，打起了盹。车出了广州，到了石龙，过了石龙，又到了平湖，过了平湖，到了布吉，过了布吉就是深圳。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到深圳，刘立福不见了。座位上留下的是那个孩子。当夜，香港方面的情报说，刘立福此次过境，不是爆破，而是转手另一个情报。他本来是要在平湖老家下车的，但目光与侦查员目光相碰时，发现了危险，临时决定“偷渡”回去。现已回到了香港观塘家中，窗口的灯已经亮了。
1956年4月26日，宝安县公安局再次接到可靠情报，刘立福将在五一节前夕过来，爆破深圳平湖—布吉之间的铁路。局长李馨亭布下了天罗地网，加派了一支又一支队伍，将所有可疑地点包围起来。侦查员们守在草丛中整整三天三夜，28、29、30。
五月一号的晚上大约11点，猛然听到笋岗桥方向“轰———”地一声巨响，爆炸了。这在当时成为了一桩疑案，他是怎么过境的？又是怎么成功完成爆破的？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捕，才解开谜团
他没有选择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儿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密。刘立福到达深圳黄贝岭后，哪儿也没去，就趴在酷热的稻田里，躲了三天。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不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到他的。4月30日凌晨两点，他已接近平湖的布吉桥一段。然而凌晨两点半，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没熬住，点了一根烟，就是这两下红闪提醒了他，使他停止冒险，折回到了隐蔽处。他意识到自己的行动肯定是暴露了，所以才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埋伏。但回去是不可能的了，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5月1日，他离开布吉桥，到了深圳铁路的另一端，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松弛的多，于是他找准时机，突然窜上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滞留在香港和广州火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拼命呼喊：“爱国志士英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
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
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动用了香港“4号”。
一个月后，刘立福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要加快行动，急需“飞鱼英雄”刘立福立刻携电台部件赶往广州。此次成功后，他将不再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提升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职。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他，有些骄狂了。陈镜辉却有些迟疑，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功，中共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上峰”严辞切峻，以“广州情势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刘立福立即启程。
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抓获。
1956年6月，刘立福在严密监禁下，以“反革命特务”罪，接受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刑。曾经的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同年7月29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诶那么4号呢？他是谁，他在哪？“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无名英雄。”几十年后的座谈会上，老公安们无不谨慎回答。对于4号，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到了90年代末，他已经是快80的老人了。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开着一家不大的商场。喜好种兰花。1999年，他在香港静静地去世，只有老伴陪着，葬礼也像普通香港居民一样简单无华。
他的儿女们所能知道的是：爸爸一辈子都是个生意人。只有大陆最核心的公安部门，才会用代号记着他的真实姓名。在香港的山头上，有许多公墓，墓前立着他的碑，不知是哪一块，但那名字也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也许——连碑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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