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初起，各地有关缺粮、缺油、缺菜，甚至缺肥皂、缺火柴的报告就一份份地呈现到地中海的案头上。
毛泽东感到很奇怪，去年明明是个丰收年，怎么才几个月就缺起粮来了？怎么连日用品都会缺呢？就连肥皂火柴也产不出来？
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撑开肚皮吃，农村剩余的一点粮食已经吃光了。“浮夸风”却瞎吹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粮食吃不完。”造成了收购部门错误地“高估产”，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粮”都征走了。
毛很疑惑，后来他有了两个发现：
第一，他发现了人民群众心里对他有意见，人民公社搞在了，群众在搞瞒产了呢。
第二，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全国的形势，远不是原先想象的那么严重：有人瞒产。
一个全国性的“反瞒产”运动，很快“刮”了起来：强令农村干部、群众交出粮食。
广东省委对于能否反出粮食来，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布置“反瞒产”的同时，再三交代下乡人员，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摸真实情况。
派下去的同志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米。
有一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腾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走一步，挡住了炉灶，又粗声粗气地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要看，给你们看个够！”反瞒产工作人员一看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这年三四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
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收。报告还说，再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这个教训，陶铸在一起群众大会上说：“我来只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
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特地走到袁溥同志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啊，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立刻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做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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