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疫情又加重了。

尽管离2020那场卷席全球的新冠肺炎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时间，但新冠疫情尚远未结束。

新冠这场大流行已成为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场冲刺。

数月来，我们一直在应对居家隔离、社交距离、停工、失去、悲伤、不确定和焦虑等压力源，这对我们的情绪健康造成了损害。

这种“流行病疲劳”正以消极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流行病疲劳”（Lilleholt et al.，2020）不是一种可诊断的疾病，它只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与新冠相关的压力源对我们的感觉、想法和行为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最初应对疫情的热情、斗志和渴望被疲惫感所取代。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从急性压力转变为慢性压力的关键点。应激反应所产生的肾上腺素已然耗尽，只剩下精疲力竭、不耐烦、易怒、迷茫。

那么，新冠疫情的信息如何影响我们对危机的感觉呢？

01 风险感知的“涟漪效应”和“风眼效应”

一些研究表明,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身处不同地区民众的心理状态可能呈现出“涟漪效应”。

即越靠近危机事件中心区域, 人们对事件的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越高。“涟漪”是风险社会放大框架下描绘风险事件影响的一种形象比喻(Kasperson et al., 1988)。

就如一块石头坠入水中，水波围绕着力点向四周扩散开去。

中心的影响受力最大，收到的影响也就越大，群众所感知的风险也就越大。投入水中的石头质量越大, 形成的水波就越深, 波及范围也越广(谢晓非, 徐联仓, 1996)。

随着新冠疫情在各地出现，对于我们来说，对死亡的恐惧也不再仅仅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与“涟漪效应”不同的是，人们在大灾面前还会出现一种截然相反的心理现象——

与灾难事件的时间距离越近, 民众的焦虑情绪水平反而更低; 与灾难事件地点距离越近, 民众心理也越平静（Lindell & Earle, 1983）。

这就是气象学中的“台风眼效应“，即风暴外围的空气旋转比中心更加剧烈。

“台风眼效应“的原因可能和重灾区居民因长期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而对该环境逐渐适应和习惯有关。

此外，重灾区居民和轻度及非灾区居民具有不同的知识经验, （1）轻度及非灾区居民主要通过媒体来获取灾难相关信息, （2）而重灾区居民则是直接对灾难事件进行经验和体验, 这种直接经验会导致相对更加客观的风险认知。

02 新冠疫情下的心理健康危机

核酸检测、哪哪哪有变成高风险地区、居家隔离、哪里又多少例感染……

关于新冠的信息似乎没完没了，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持续，我们可能会感到筋疲力尽。

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奇妙的内部系统来应对压力。它叫做“安全动机系统”。它通过识别环境中存在的威胁来保护我们，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并为我们指出安全的方向。

这在威胁是短暂的情况下非常有用。比如当有人猛踩刹车，有人跌跌撞撞地走向我们，或者突然愤怒提高嗓门。此时，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需要做出应对。

从短期来看，压力给予了我们解决或逃避问题所需的能量。

然而，当压力持续一段时间后，它会在身体和情感上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

这就是慢性压力。

慢性压力是由在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任何事件或经历所引起的，它摧垮了我们的应对能力。

新冠所带来的长期的压力需要我们维持着高水平的能量和高认知能力，对我们的健康极为有害。

从情绪的角度来看：

· 易怒或沮丧
· 焦虑
· 绝望的感觉
· 失败的感

认知

· 涣散
· 精神不集中
· 对活动缺乏兴趣

身体上

· 疲劳
· 身体疼痛
· 免疫系统能力下降
· 睡眠困难

03 大流行下的自我关怀

我们可能会苦恼于无休止的新冠肺炎消息，或者因为没有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来适应新的现实而自责。

新冠肺炎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我们正常生活的状态，以及过去舒适安全的感受。

身为个体来说，难以抵抗这场巨大的灾难。

但我们可以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应对它带来的压力：

·身体健康：睡眠8小时，多喝水，吃三餐，运动，午睡，散步等；

·保持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建立工作界限，设定目标。利用休闲时间，从事你的爱好和兴趣，并使用有效的时间管理技巧；

·锻炼身体；

·到外面去。置身大自然是你能为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沉思，正念或者深呼吸；

·和你信任的人谈谈你的感受，或者使用一些心理疗法。

04 写在最后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心理遗产将伴随我们许多年，甚至在生活恢复到我们的新常态之后。

我们运用智慧，利用这段时间来发展和改善我们的自我关怀能力，获得并保持这些增强我们情绪健康的日常习惯。

因此，我们依旧能从这场大流行中得到某些启示。

正如精神分析师Anne Alvarez所说：

“若我们未曾有过，得到的经验，就不会有所失去。这就是生命的节律：得到，失去，团圆，离别，团圆，离别。这就是人际关系和人生的意义。”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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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LILLEHOLT, Lau, et al. Pandemic Fatigue: Measurement,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Preprint at PsyArxiv, 2020.

Lindell, M. K., & Earle, T. C. (1983). How close is close enough:public perceptions of the facilities. Risk Analysis, 3(4), 245–253.

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Brown, H. S., Emel, J., Goble, R., … Ratick, S. (1988).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8(2), 177–187.

[谢晓非, 徐联仓. (1996). 公众在风险认知中的偏差. 心理 学动态, 14(2), 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