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族天文学家把南中天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群，且其沿黄道或天球赤道（地球赤道延伸到天上）所分布的一圈星宿，它分为四组，又称为四象、四兽、四维、四方神，每组各有七个星宿：
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春分时节在东部的天空
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春分时节在北部的天空
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春分时节在西部的天空
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春分时节在南部的天空
通常认为，此二十八星宿是由“七政”，也就是太阳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的运转对应天空而来。
而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可能存在着误解。也就是说，二十八星宿应该是先由“天”而来，而非由“地”而来。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可能是北斗七星四方演化而分28份的描述。数学来表达即是7*4=28。而“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未必就是指太阳系中的七个天体。笔者认为，这句话实际讲述了从北斗到二十八星宿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最原始的“七政”可能并不是指的太阳系的七大天体。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得就二十八星宿、四象、两仪、北斗、北极、太乙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变过程的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在前文的基础上，可以结合部分出土文物中进行初步考证其演变的过程。
太乙者，居紫微与北斗之间，为其“枢纽”，其“手”也。从北斗星象上也可以看出，北极星（现今）乃天璇与天枢连线之延伸5倍左右的位置（从天璇算为5倍，从天枢算为4倍），而太乙为天玑与天权的连线的3倍处（从天玑算为3倍，从天权算为2倍）。
其实也可以从北斗七星的名称和分类中看出端倪，勺状即斗身四星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而作为巡视周天的斗柄则称为玉衡、开阳、瑶光。斗身四星之名显露了其“天”的含义，古曰此四星为魁即“首”。《晋书.天文志》记载：“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衡为音，开阳为律，瑶光为星。”
此外，禹步咒之“苍龙扶榖，白虎扶衡”，其义可能即源自于此：龙“扶”天枢天权，虎“扶”玉衡。天枢、天权在命名的时候即延对应了“苍”和“榖”的“木”的性质。故，龙者如四星弯曲状，虎者三星爪状。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石画像可以用来佐证这一点。
（前为龙像图，后为虎像图）
其龙象为腹部下较为弯曲排列的四星，虎象为腹部下接近直列的三颗未连线的星。
笔者认为这既是二象即两仪的原型，即四向（象）是由两象发展来。而《中国古星图》中将此龙之四星视为房宿，虎之三星视为参宿，笔者认为对也不对。不对的是，认为四星在龙的腹部即为氐宿象征四向中苍龙氐宿的位置，那么贯穿整个虎象的三颗星如何解释呢？特别是虎之三星刻意区别于另外六星，没有连线，体现其三星的不同和各自独立性的刻画方式，更说明了此三星属于虎之本身。但是笔者认为对的是，即北斗居中，其一分为二，扩展至下面一层“天”即二十八星宿，房宿和参宿各位四象苍龙白虎之主要星宿，是一种对应。但其重要性和出现时间而言，龙和虎二象应该比其他二象更重要，其他朱雀玄武由此二象发展而来，这点在字形四象性演变和遁甲、以及《阴符经》中“火生于木”的解释中都有对应和提到。冯时先生分析二十八星宿分成四宫就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先有中宫，然后有东宫和西宫。那么这样来看，龙的根部两星有可能是北斗的“尾部”二星左辅右弼。其根部七星，应为四象中苍龙的尾宿七星，或是尾宿三星加箕宿四星；而虎象前面的应为四象中白虎的参宿六星，或是参宿三星加觜宿三星（不论龙尾虎头，个人从星象的排列和寓意来看，更倾向于各有两个星宿组成）。其位置也恰如其分，尾宿或尾宿箕宿放在了龙的尾部，参宿或参宿觜宿放在了虎的头部，这正是象征这星宿这一层的龙虎由北斗这一层的龙虎而来，龙尾之延伸和虎口之吐气（觜，嘴也。象中围绕着其中一组三星的云状之气正是虎口而来）正是寓意着星宿之星由原始的斗之龙虎而来。
前文有提，关于太一等探讨中，可以发现战国时期楚地文化对于这些事物的记载。而对于斗与四象、二十八星宿等的演化过程的探讨，笔者认为在先秦楚国范围内出土的随州曾侯乙墓的相关文物，特别是曾侯乙衣箱可能留存着一些值得考证的信息。
对于该箱盖，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过不同方面的考证。其中，裘锡圭先生曾在《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中，从文字学的角度对漆盒上的二十八字对应二十八星宿进行了考证。此衣箱盖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完整记录二十八星宿的文物。故，笔者将以此文物为参考，结合其他的几个带有北斗、四象、星宿的文物或考古发掘地进行探讨。
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盖上的天象图，中间为北斗之斗字，周围环绕二十八星宿之字，两边各有白虎青龙之象。从前文所提同时期的战国楚帛书来看，四向之分已经有了。为何天象图之上只强调了龙和虎而没有玄武、朱雀的形象呢？商周就已使用龟甲做的甲骨而记录文字，可见龟并不是个罕见之物，作为玄武形象之一的龟为何没有存在呢？此衣箱盖是战国南方楚国的物件，对于南方如此重要，被不少学者视为南方图腾的朱雀也为何没有体现？对于这些问题，解释众多，甚至有研究者推测那是因为衣箱盖上没地方画了。对于一位王侯之随葬之物来说，二十八星宿都写全了，如果仅此处草率，有些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在此仅画青龙白虎之象正是四象由两象而化，两象由北斗而化的体现。而最外层的龙虎之画正是二十八星宿由龙虎而来，由北斗而来。中央北斗之字正是龙虎之合，二十八星宿的核心和源头。
从大小和位置方面看，中央斗字以及的龙虎之象的大小和位置，明显体现了其与二十八星宿的层级关系，而且此“斗”字十分特殊，我们可以看看斗字：甲骨文
、金文
。
笔者认为斗字正是由北斗七星而创造，其星象与字形的对应十分明显。而“柄”上一横，或许也可能是在表示较为暗的“左辅右弼”二星。
而笔者认为这个四个延伸的笔画也是在对应龙虎二象。此“十字”结构延伸指向虎头，勺状之尾延伸至虎尾，而其“王”部，两头各特意延长甚至弯曲指向龙头和龙尾。
而二十八星宿之字在书画成圆周形的时候，在四象之青龙的第一星宿“角”这个位置明显的与后文之尾部隔开了，以角为首。所以，其斗字如此书写，王字实乃勺形的变体分别指向龙的首尾，斗柄延伸成尾状分别指向虎的首尾，既是象征二者融合为一，也是借此字之状，描述首尾相接之意，即王者为首，为龙，柄者为尾，为虎。
当然，早就有学者指出，中间的这个斗刻意地把这个字的某些笔画做了很夸张的延伸，这四个延伸的笔画分别指向四象的中心宿，心宿、危宿、觜宿、张宿。
从图像方面看，虎的腹部很明显有一个类似云状的或者说类似“火”、“山”的图案，笔者认为，这正是和前文所提汉代石像图一样的表达方式，只不过石像图较为明显的以圈点标记和指示了为星象，而这里，图像化了虎对应的这三颗星。而龙的图像，似乎没有类似的特别之处。
如果说对应的话，龙象图的四颗星在哪里呢？笔者推测，除了可能缺失外，还有一种可能是龙的图画特意与虎有所区别，体现了龙之四肢，四肢或者四肢与身相接部分有体现四星的可能，而且龙象化成了曲折的“勺状”，虎身稍直，也是七星两部分排列的形状对应。
看似毫无线索，怎么办呢？其实这件文物体现的还不只这些。古人将其画到了漆箱周围的立面上。我们来看看漆箱的完整展开图。
可以看到，关于虎腹下的“火”状在左边立面中有对应，在左立面中，丫状图案的包围着三颗星，而右立面中一个更大的线条状“火”的周围，围绕着四颗星，正是“勺口”状排列的，或许这四颗“星”还对应着盖面龙头尾缺失的四个字？同时笔者认为，左立面线条状“心形”与右立面线条状“火形”都是表示各自三星、四心之汇聚，为什么都是心形，但有所区别，笔者认为这跟四象的龙的心宿、虎的参宿有关。《公羊传》昭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何休注云：“大火为心星，伐为参星，大火与伐所以示民时之早晚。”此处，可以知道 心宿、参星、以及北极都与大辰有关，亦即与“大火”相关。而“火”、“虎”之关联，也可以追溯到“山”、“虎”的关联，盖因“山”、“火”之甲骨文同出于一源也。
而两种图形的中间那个“星”正是表示周围星之汇聚成一的含义。此两个“一”正是盖面图中的“龙、虎”。而图中至少还可以发现两个个疑问，一是左辅右弼若存在于图中，是左立面的“心形”朝“虎”方向上的左右二星，还是右立面“火形”朝龙方向上的两个“十字”，亦或者都是？笔者较为倾向于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都是，互表阴阳，二星同供龙虎之用；第二种是，左里面的二星是，一是在星象位置上，辅弼二确与斗柄三星更近，辅还为开阳之伴星。而第二种，则涉及到第二个疑问，右立面“火形”朝龙方向上的两个“十字”可能还有其他特殊含义。有学者解读为“这个地方画了两个草字型的符号，表示这个心宿二或者叫大火星，东升西落从草里面升起来。”笔者认为，草字形点出了“十字”的一个关键，“木”也。指代着龙之木属性，也表示了木属性来源于两个颗星。这两颗星可能是指天枢天权，也可能更是之“木”之原始二星，北极、太乙也，故以“十字”表示，掌四向也。
（濮阳西水坡45号墓）
对于龙虎的探讨，我们还可以来看看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发掘情况。整个墓葬中，若以人头为北向，则为左青龙，右白虎，下方三角形箭头状有考证为北斗，考证的墓葬图也都是如此展示。李学勤先生也曾论证并猜想：“至于墓主足下的三角形，方向是正北，我们不妨猜想是代表帝星。这种图形的构成，不会是偶然的。”²¹⁷是北斗也好，是帝星也好，至少可从中看出两点：一是人脚之方向为北，二是北斗与帝星其实都可以代表北天之极，都可以佐证当时对于北天之极的崇拜。当然，相较“帝星”，笔者也认为其形更接近于“斗”。但是我们知道北斗在北，视为天空之极，按常理当置于人头之上，或者说人头应该朝北天的方向，为何人头朝南呢？其实笔者在前文解释文字的时候已有提到，在解释南北斗之时也有所提到，人死则在天，在天则为倒，北斗注死也。那么我们倒过来看，这就对了，人为倒，死也；右为青龙，左为白虎，向北汇聚成北斗；笔者认为这正是龙虎先出于北斗，斗为龙虎之源的佐证。而且李学勤先生在论及此墓之时，也提到了“人死则在天”的类似概念，其言：
“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魂升于天，魄藏于地。这个观点可溯源到很早时期。周穆王时祭公说：‘谋父疾维不瘳，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典型地代表了这一观点。甲骨文中有反映，兹不详述。”²¹⁸
在后世的墓葬中也多有类似北向的形制出现。例如屡次提及的马王堆汉墓，1、2、3号墓均为南北向形制，1、2号墓已确认为正北向，3号墓由于墓道北端被一号墓墓坑截断，没有完整的北向道口，但也应属于北向。
所以，从四象的演变过程应该可以看出，二十八星宿的真正来源应该是北斗而非十二地支。北斗、三垣、星宿为天，地支等为地，故在遁甲中，只有天干地支合成六十甲子配星宿，而非直接由十二地支将二十八星宿分成十二份。李学勤先生也曾论述过：“论证了二十八星宿的一部分系得名于其在四象中的位置。因此可以推论，二十八星宿的形成是晚于四象的。高鲁的《星象统笺》曾主张三垣→四维（即四象）→二十八宿的发生顺序。其中三垣起源甚晚。学者已予指出，而四象早于二十八宿当符合事实。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上古人们仰观星空，将群星划分为若干组团，并赋以人、物或神话的形象，乃中外通理，而我国处于四时分明的自然条件，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四象观念，乃是情理中事。”²¹⁹而“三垣起源甚晚”之说，笔者并无深入考证，但是高鲁之说未必为错，三垣指代北天，或许其所指亦为北斗。而李学勤先生所提“很早的时候就产生四象观念”²²⁰，笔者在龙凤一节中就已经提到了，故在此暂不深入探讨了。
但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古文字等事物，包括楚帛书等众多文物、文献以及墓制中同样出现了方位“颠倒”的问题。
彭林先生在讨论此墓之时谈到：
“由墓主人的葬卧方向可知，墓内的布局是按照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设计的，这与我国早期的天文图和地图的方位是一致的。传世文献《管子·幼官图》，以及出土的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古地图和长沙马王堆西汉地图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²²¹
彭林先生认为此青龙白虎之左右正好与幼官图相同，北斗也在南面。其实这正是对于“天”的理解关键。“阴符”中，九宫之方位正是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指向完全相反，即南北相反，东西相反，也就是和幼官图一样。这正是在告诉我们先天之星象在后天星象之呈现，即从天而看，从北极而看，那么我们日常所看到的图就是南北相反，东西相反。从整个天球看来，我们在地球上观星所谓的东南西北，是非常容易与天之四向、地之四向相混淆的。而古人在描述上往往只说明了四向，或者说明了天或地，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层四向。我们生活于一个立体的世界中，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四向可以视同在一个平面上，右东左西上北下南。但是如果将眼光放入天空，天之上者为北极，那么在我们这个平面的东南西北的中间竖起一个方向向上，即是天的北极，但是在地上这就叫做中，更具体点叫做上。在这时，如果我们将天北极作为北，将相反的地面方向作为南，那么这个时候地面上的东西方向就与整个天球的东西方向不是一回事了。所以笔者认为，在理解很多古籍，尤其是涉及到墓葬、天文等记载的时候，要分清楚四向的具体指代，其关键在于理解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再深入探究其记载中四向所处的层面，一般来说就是天地二字的具体指代（当然也有除“天地”之外其他的指代词，例如昆仑等）。
关于上图，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小实验。我们将一张稍薄的正方形白纸，以右东左西上北下南写上四向。然后我们拿起来从纸的背面看过去，你会发现南北是反的，但是左右没反。所以也就是说单纯的以“从天来看”这四个字来解释，还是不能说明这一现象的。而且我们在这一看似正确的实验的中，犯了一个“没有错”的错误。依据“右东左西上北下南”这一句话来写的方向，其实相对于地面来说，我们是站在了“天”和“上”的角度去看的。也就是说，真正的从“下”来往上看才是“地”相对于“天”的方向，我们之后拿起来看的那个角度才是从“地”来看的角度。所以，在前文我们探究十二地支在楚帛书图中的方向与夏禹书的方向左右没有问题，但是南北相反，正是因为互为在从下和从上的角度来看。
也许有人会说曾侯乙墓的漆箱图。这因为在此，龙虎之图为和星宿对应而如此置之。图中的二十八星宿，明显由角宿起，龙者，角为之顶。此图应以角为顶，以角为北，正是《史记·天官书》所言“杓携龙角”的概念。李学勤先生也对此曾指出：“第二，青龙、白虎的位置，同二十八宿是互相配应的，因而在图像上，龙头向南，虎头向北。”²²²而且可以明显发现，墓葬的龙虎朝北斗为侧面图，而漆箱图中斗在中间，实为俯视图，角度本就不一。
还有人会提出来了，那么幼官图左右都是反的呢？虽然解释曾出现了不少，但是笔者认为，其根本在于遁甲所阐述的“时空”问题，这一点将逐步在后文加以解释。并且读者还需了解到的是对于“幼官”之“幼”的解读。虽然此书成于春秋，但笔者认为对于此字（甚至“官”字）的解读，仍应该追溯到甲骨文时期的内涵。“幼”通常解释为“玄”加“力”。笔者认为此字中“玄”所蕴藏的内涵随着字形的改变逐步被掩盖了，但作为管仲个人及其时代而言，或许仍知或仍用该义。关于“幼”可解释为“玄”，何如璋、闻一多、郭沫若等皆曾作此探讨，疑“幼官”为“玄宫”。何如璋曰：“疑幼本作玄……，官宜作宫，以形近而误。”²²³而郭沫若则以金文“幼”字与“玄”字极相近为证。²²⁴而众学者口中的“玄宫”，正是“明堂”的另一名字。
²¹⁷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144
²¹⁸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147
²¹⁹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147
²²⁰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147
²²¹引自彭林著《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P199
²²²引自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P146
²²³此句原出处应为何如璋著《管子析疑》，笔者见自陈梦家著《战国帛书考》一文，载于《考古学报》，1984年2期，P140
²²⁴详参《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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