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北大有一群旁听生，有人称他们是“偷听生”、“蹭客”，也有人称他们是“北大游学生”、“北大边缘人”，他们更喜欢自称为“精神流浪汉”。他们居无定所，一般是在北大周边的平房租住，现在学校规定校外人士，不能在北大食堂用餐了，他们就在北大附近的餐馆用餐或自己做饭，或自带干粮和零食，去教室听课，或教室自习，或未名湖边散步，或图书馆看书。他们没有北大的学籍，却常常和北大学生一起听课、交流，他们也经常参加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如登山、郊游、骑车、社会实践等等。
这群学生有多少人？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他们有的是散兵游勇，到北大参观一下，偶尔听一二次讲座或课程，参观一下校园就走了；有的是准备考研的，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在北大周边租上三五百元的一个床位，在北大听相关的专业课，或者参加各种考研班的；有的是落榜的高中生，考不上大学，报考了北京高校的相关课程的自考，在北大旁听相关专业课与讲座的，既帮助了考试，也开阔了眼界；有的是在社会上从事文学写作、学术研究的，遇到了瓶颈，就到北大来充电，与师生切磋交流与寻找机会的；有的是参加成考辅导班、企业培训班等各类短训班、进修班的；有的是在北大周边上班的，为了提高知识水平，利用周末或晚上到北大听讲座的；也有的是个体户、企业主或公司的员工，经常到北大听讲座获取信息寻找人脉的；有的是北大学生的家长来北大陪读的，他们经常与儿女一起到课堂听课或听讲座，我就认识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她的母亲是位文学爱好者，过去培养孩子没机会来北大旁听，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有的是其他高校的学生，觉得北大的课程与讲座更精彩而来旁听的，有部分大学生觉得自己的学校专业不对口，甚至休学或退学来北大旁听的；有的是在北大找份临时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的，我认识的一位河南焦作的大专毕业生，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就甘愿做了一名北大的保安；有的是海外的华人或外国的游学生，在北大旁听的。北大旁听生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在蔡元培主校北大时，北大教授马叙伦曾对蔡元培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我们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的是最近才发现的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大摆地来校听课，他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据陈汉章老先生说，有一次他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蔡元培听后非常赞许，他曾多次批条子，允许旁听生在北大旁听。
他们有缘与北大邂逅，虽然穿的不是北大的校服，但他们的身上却同样流淌着北大的血。从历史上的毛泽东、瞿秋白、沈从文、曹靖华、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冯雪峰、丁玲、柔石、杨沫、季羡林、金克木等等，与北大都有过旁听的经历，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全国各地来北大旁听、游学的社会人士不计其数。
传道授业解惑，不论出身，唯传播真理和社会担当为第一要务，这正是北大的优良传统之一。蔡元培如此，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如此，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厉以宁先生、钱理群先生、贺卫方先生、陈平原先生、曹文轩先生、孔庆东先生等等也是如此，这是北大人的庆幸，也是中国人的庆幸！
永远的未名湖
柳哲
未名湖，北大的母亲湖，北大的代名词。神圣的您，牵动多少学子的心，令他们心驰神往。他们不远万里，负笈北大，靠近您，亲近您，感受您的伟大，吮吸您的乳汁。您用慈母般的情怀，哺育他们成长，期待他们早日扬帆远航！
每一个与北大结缘的人，都与未名湖有着千丝万楼的关系，有着这样那样的故事，或喜或悲，或新或旧，都给北大这位“巨人”，增加了内涵，积聚了力量，给予了启迪。
北大造就了大量的栋梁之才，也成就了北大围墙外特殊意义上的“北大人”——“北大边缘人”，即北大旁听生。他们有缘与北大邂逅，虽然穿得不是北大的校服，但他们的身上，同样流淌着北大的血。从历史上的瞿秋白、毛泽东、曹靖华、冯雪峰、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成舍我、孙伏园、沈从文、丁玲、柔石、杨沫、申寿生、金克木等，都与北大有过特殊的游学经历。从80年代开始，直到如今，全国各地来北大旁听的人士，更是不计其数！
游学北大，转眼已经二十年。我在北大游学、创业，未名湖已然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里，我如饥似渴般呼吸的是燕园清新的空气，吮吸的是未名湖甘甜的乳汁，汲取的是北大一百多年历史积淀而成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感受的是北大博大精深与有容乃大的学术氛围。
未名湖的空气，氤氲着我的青春气息。那曾经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这里漫无边际地，环绕湖畔，一圈又一圈，发泄心中的孤独与迷惘；那曾经与师友同道，相约而聚，在这里高谈阔论，探讨人生，正如青年的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曾经带领游学堂的学生，在这里点燃他们的心灯，播下希望的火种……
活着，是一种状态。为了爱而活，生命才有了意义!正如未名湖，有了水，才有了生机！湖畔永远的春色，博雅塔下欢乐的海洋，卿卿我我甜蜜的恋情，一切的一切，都阻挡不了前进的步伐。
身闲贵莫比，心足富有余！这些年，我的所作所为，大都关乎文化，关乎精神！追求大爱，以期有成！无时无刻不在精心构筑属于自己，也属于人类的“精神大厦”！京城游学堂、香山文化部落、中华姓氏大讲堂、世界姓氏文化促进会等公益机构，应运而生，帮助了不计其数需要帮助的人！
民主科学旗帜，高高迎风飘扬！ 引领时代潮流，敢为天下先；勇于承载使命，铁肩担道义！道德担当，学术独立，理性批判，有容乃大！永远的未名湖，永远的北大！ 未名湖永远是我的牵挂，北大精神鼓舞我奋发图强！
精神寻梦在北大
柳哲
第一次听说“精神流浪汉”，是初到北大旁听之际。那时候，旁听钱理群先生的课程与讲座，往往人满为患。钱先生非常赞赏北大旁听生的求知精神，称其为“精神流浪汉”，他甚至把鲁迅与自己，也都归为“精神流浪汉”。
1989年，我经历了人生的大不幸，高考落榜跌入人生的低谷。起起落落，不幸中的万幸，1996年，我不远万里，从浙江兰溪，负笈北大，进修深造！家中唯一的3000元积蓄，数十公斤元代大儒、先祖柳贯与现代著名作家、乡贤曹聚仁的研究资料，承载着我沉甸甸的梦想。
强烈的求知欲望，让我乐此不疲地奔走穿梭于北大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光华管理学院等院系之间，名师课程、名人讲座、学生社团，令我大开眼界，结识了师友，砥砺了意志，陶冶了情操，坚定了决心，相信自己一定也会有出彩的机会！
未名湖畔，博雅塔旁，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北大的精神营养，感受着北大自由、民主、科学、进步的学术氛围。在这里，多少莘莘学子，如我一样，如痴如醉，追求梦想。虽然没有学籍，没穿校服，也未曾佩戴过北大校徽，但他们与北大科班生一样，享受同等待遇，分享宝贵资源。他们化蛹成蝶，走出北大，奔向世界各地，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艰难的生活，煎熬的是肉体，在精神世界里，我勇做强者！
频繁的搬家，居无定所，北大边缘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坎坷。先后搬家十余次，无意间发现了北大一个废弃不用的过道间，三五平米，没有窗户，没有水电暖，偷偷住进去后，美其名曰“静心斋”。静心斋中，天寒地冻，墨水成冰，挑灯夜读。我虽身无分文，却心怀天下，破万卷诗书，慕圣贤之道。
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半工半读，维持生计。抄过信封，捡过砖头，搞过校对，撰过稿子……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与平民教育思想，在北大教授的身上得以体现。他们行为世范，为人师表，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张岱年、侯仁之、季羡林、吴小如、许智宏、周其凤、厉以宁、段宝林、楼开炤、张兴根、钱理群、费振刚、陈平原、贺卫方等北大教授，无不关怀我、支持我。北大用餐难，一卡难求，北大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就将这份“福利”让给了我。
北大三角地，五花八门的广告，吸引着每一位学子，也牵动着每一位旁听生。只要每天跑跑三角地，讲座的信息，就了然于胸。北大的课堂，对所有人开放。每个系的课程表，在系办公室的公告栏，或者相关渠道，不难查询可知。而讲坛上的老师，看见陌生的面孔，也决不会去盘查与诘难。你可以聆听校内外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洞察全国乃至世界前沿讯息。只要你有胆量与才华，还可以与名流，现场提问与交流。
北大图书馆，藏书宏富，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如今旁听生，用身份证，开个介绍信，花几元钱，就可办理临时阅览证。走进图书馆，就进入了知识的宝藏，遨游书海，问道圣贤，放飞梦想。
北大的一草一木，“一塔湖图”，无不镌刻着一代代北大边缘人的历史丰碑。毛泽东、瞿秋白、陈毅、沈从文、冯雪峰、丁玲、周建人、李苦禅、许钦文、柔石、胡也频、杨沫、金克木、张充和等等，无不从这里走向成功！先辈的事迹，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求知者慕名而来，在这里沉潜涵养，蓄势待发！
2001年3月22日，我首次提出“北大边缘人”，倡导北大游学，迅速引起了校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我在《〈北大边缘人的故事〉征稿启事》中，曾如此写到：“北大造就了大量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北大人’，而是北大围墙外的特殊意义上的‘北大人’——‘精神流浪汉’。这些‘北大边缘人’，必将会以优异的成就，来回报他们的‘干娘’——北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少北大边缘人，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考研考博，继续深造；创办企业，为国分忧；著书立说，传播思想……不同领域，各显其能！
北大游学二十年，奠定了人生的根基 ！ 人不能掌握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把控生命的宽度！我没有贱卖自己的青春，而是执着追求自己的梦想，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抛弃，不放弃，一鼓作气，出版了著作，创办了学堂，保护了文物，践行了大爱！
有国才有家，家和万事兴，研究家谱，宣传家训，尊祖敬宗，敦亲睦族，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应运而生；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推动爱国人士曹聚仁研究纪念活动，为两岸和平统一鼓与呼；京城游学堂，启迪民智，培育人才，助人济困，让不少旁听生美梦成真；香山文化部落，三教九流，高瞻远瞩，思想汇聚，文化命脉；炎黄一脉，万姓归宗，中华姓氏大讲堂，承载着中国家谱复兴的使命……
浙江人以善做生意而闻名，而我却是一个例外。20余年，我的所作所为，大都关乎文化，关乎精神。我的梦想，是希望做一个有大爱的人。传承北大精神，弘扬国魂家风，站在时代前沿，肩负历史使命！
这就是我一个精神流浪汉的人生！奉劝围城中的人儿，条条大道通罗马，甘做“精神流浪汉”！“死而不亡者寿”，诚哉斯言！身闲贵莫比，心足富有余！（京城游学咨询热线13051818154）
《青春之歌》背后的故事
——杨沫在北大旁听的日子
柳哲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老北漂”杨沫，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北大情缘。她年轻时，一度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的影子。据说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原型就是她自己。小说里有这样的描述：“小俞的脸白了，她以为道静又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故。‘没有什么。晓燕冷淡地说，‘她在北大旁听呢。”
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她于1995年12月11日在北京谢世。生前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青春之歌》是她的代表作。
她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她因父母不和，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14岁那年，她考进了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阅读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1931年春，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16岁的杨沫强嫁给了一个军官。她毅然反抗这桩包办婚姻，又跑回到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1931年9月初，杨沫去香河教书，就是新结识的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张中行介绍的。去香河之前，她又与张中行见了两面。杨沫感叹张中行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是恋恋不舍了。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1932年，杨沫与张中行相爱。同年夏天，杨沫怀孕后，不好意思住在自己家里，就悄悄在张中行北大宿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安身之所，张中行也时常过来照看她。
当时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有些隔膜，经常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去小汤山妹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了下来。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把儿子留给奶妈照看，自己坐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没让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就把孩子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张中行也就很快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地爱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的下半年，两人在北京沙滩附近的小公寓里开始了同居生活。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从小家庭走出来，走进了大社会。
1933年的除夕夜，杨沫来到了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这个晚上注定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从1931年到1936年，杨沫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在北大的旁听。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这个不满20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了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
杨沫晚年回忆说，当时她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有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投稿，发表于1937年的4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了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明显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形。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成了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她不懈的努力，最终功成名就，成为了引人瞩目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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