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是意味。意味不是意加味,意加味虽然比只有意没有味好,但那只能算文学中的下品;可以看出包融痕迹的,算是中品;无迹可寻浑然一体的,方是上品。就意义来说,下品中的意义最少,中品者居中,上品中的意义则最丰富,而且这些意义甚至可以互相矛盾乃至对立,却可以各自符合文本即可以根据作品而解释得通从而成立。
诗论:沈天鸿自白2“有意味的就是文学”尤其适用于散文与诗歌,至于小说,则不完全适用,比如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有意味的小说,《水浒传》的意味就淡得几及于无了。不过,这正可以用来作为衡量一部小说是否是“俗”或者“说”的标准——《水浒传》可以“说”,文盲都能听得津津有味,《老人与海》就不可能得到说书人的青睐了。
诗之所以是诗,首先在于它的形式。现代诗学要通过意义与形式之间的“脱节”、“模糊和不稳定的领域”,也就必须依据现代诗形式和意义不可分离、形式就意味着意义这一特质,从形式开始,并将意义(即内容)作为(实质上也就是)作品形式结构的功能之一来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从诗学上打通这个“脱节”的领域,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意味着,至少对于现代诗学来说,形式才是诗的本体。确立了形式的本体地位,诗学的基本任务——揭示作品及其每一个成分的结构意义便可在下列方式上完成:将作为诗学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内容”和“形式”的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掌握形式结构的具体的和物质的统一,同时又因将意义在形式结构中物化而将意义理解为形式结构的意义,从而成为“在艺术结构的统一体中,把单个作品的直接的物质现存性、它的‘此时此地’性与注入其中的思想意义的无限远景结合起来”的那种结合,在总体上对现代诗作出理论阐释。
诗学的美学性质使它也具有哲学的性质,但是正如美学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它绝不能就等同于一般哲学一样,诗学如果等同于一般的哲学便是取消了诗学。诗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与哲学虽也研究语言包括借用语言学术语及成果,但哲学绝不能等同于语言学是一样的。因此,对诗歌中哲学意义的研究,与对作为一个具体的诗学结构中意义层面的研究;对诗歌中的语言功能的研究,与对作为一个具体诗学结构中的诗歌语言的研究,性质是绝不相同的。
诗,作为对无限的描述站在与哲学相同的高度。当然,诗对哲学本体问题的思考必须是诗的,以诗的艺术本体即诗的形式进行和表现。以诗的艺术本体形式进行对哲学本体问题的思考,是我所说的“技巧即思想,思想即技巧”的依据,也是“技巧即思想,思想即技巧”得以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亦即在能力尚不足以实现这种双向转换者那里,技巧—形式与思想是分离的。
从思想设定自身来看,它完成自身设定与非我统一的过程既是它获得形式的过程,也是它成为形式的意义的过程,而获得意义的形式,便成为一种悖论形式:意义是它指示的,同时它本身就是意义甚至还是意义的证实。只有在这种与纯粹的理解活动相对抗的形式中才找得到诗。
反抒情或思考是现代诗的本质。这也就是说,抒情对于现代诗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思考。当然,这个思考必须是诗的、持有诗性的,通过特定技巧的运用赋予意象形而上的意味。现代诗或者说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关注、体现并思考人以及万物的存在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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