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刘上和身边许多年轻人一样，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一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情境。他曾试图反抗中学校长的威权式管理，曾对本科专业从满心期待到困惑失望，曾观察到城市中“并不光鲜的那一面”，并思考可以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在这些情境里，他不是旁观者，一直是行动者。
九十六年前，有人写道：“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就是惟一的光。”当确定答案空缺的时候，一个决定，一次行动，就是照亮自身前路的光。凭借这点光，我们找到同伴，碰撞交会，彼此照亮。
有人向我咨询，种子班是不是培训班？我说不是。又问我是不是一个游学项目？扯淡。是不是孵化器？也不是。
当他问我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他看看，却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
我叫刘上。
我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传奇经历，生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城，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求学之路也算总体顺利。如果说自己有什么鲜明特点的话，可能就是小时候读的书超前一点点，逐渐形成了听百家之言而不盲信的习惯。
我骨子里是个地道的山东人，喜欢路见不平吼一声。比如说，高中时，作为班长的我带着全班同学公开抵制校长的“染发令”，被撤了班长还赶回家呆了一个月。可能是从那以后，我变成了一个表面上比较“温和”的人。但是在内心深处，我嫉恶如仇的性格没有丝毫松动。
为什么要扯这些呢？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主要就是由他或她的思维习惯与性格决定的。
我的思维方式和性格把我推上了社会学这艘船。进入社会学专业，源于自己对这个学科或多或少“左”的色彩——平民传统、行动主义和人文情怀——的亲和。相比于历史学，社会学给我的感觉更务实、更亲民，我当时一直在敬老院做志愿者，联想到民国时期社会学者的情怀，感觉不学它已经做不了一个完整的自我。
然而，在号称中国社会学龙头老大的系里呆了半年，我就渐渐发觉心里的落差。一条腿走向纯理论的宏大叙事，另一条腿走向纯技术的工具实证主义，社会学对于当时打满鸡血的我来说“越来越空”。
晚上躺在床上，我脑子里浮现的全是“失望”二字，觉得自己入错了行。现在看来，我当时的看法有失公允， 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期待过高，冤枉了中国社会学。然而，正是这种年少轻狂的“误判”逼起了我走出去看看的决心。
从“公交车之旅”到“水果”志愿团队
大一下学期前两个月，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坐公交车。只要没课，就从学校西门出发，一路看着北京不同位置的人、物、事，随时下车、驻足。西门的各路公交都试完了一遍之后，我又去学校东门坐车。
就这样，我很快跑遍了半个北京，到过脏乱差的残疾人居民区，进过打工者的窝棚，迎面撞上过晚高峰浩荡的郊区上班族，也追踪过街头乞讨者背后强大的组织网络。
街头巷尾的社会学，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比宏大理论或是数理统计来的更有兴致。街头巷尾、犄角旮旯，让我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城市并不光鲜的那一面，看到弱势群体在城市发展镶嵌博弈的大框架中或许尴尬的处境。
而对于种种问题的现状、原因、出路想得越多，就越来越有“做点什么”的冲动。
打工子弟，或者叫外来农民工子女，起初是我不敢碰的一群人。一方面因为自己小学时候尝试帮助过一个进城读书的山区同学结果以悲剧收场，留下了一些阴影；另一方面大一参加过“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的两次支教活动，沦为了大学生放松娱乐的机会。而舆论对“支教”的种种质疑和批判也让我缺乏好感。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人类学研究所有位老师邀请了一些打工子弟到学校玩，急招讲解校园奇闻趣事的志愿者，就报了名。
2012年5月6日，我作为“外援”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叫“水果”的团队组织的活动。虽然时间很短，但他们对活动细节精妙的设计让我眼前一亮。
可遗憾的是，这次活动之后团队就解散了。我觉得惋惜，给带队老师发了一条雄赳赳的短信说“老师如果还想做打工子弟的事情，我马上可以带出一支队伍来继续工作。”
没想到，这位长我十四岁、以研究同性恋闻名、当时怀有身孕的女博士，竟然同我相见恨晚，两人就志愿服务问题、打工子弟、学科情怀一连聊了两个钟头。她告诉我，“水果”希望在以受助者为本位的志愿服务中做出一些尝试。我如遇知音，鸡血再度满格。
就这样，“公车之旅”告一段落，我开始组建团队。经过一番招兵买马，十五位大一学生组成了新的“水果”志愿服务团队。
“用我们的志愿服务修补大家的问题”
面对大学生课堂式志愿服务旅游化、戏谑化、表面化、功利化等问题，“水果”之前一代人思考的是“如何根据别人的问题完善我们的志愿服务”，而我们口气不小，直接提出“如何根据我们的志愿服务修补大家的问题”。
前一代人多是社会学系大四学生或研究生，主要依靠出色的个人素质在志愿服务中发挥对打工子弟的人文关怀；而我们当时则是一群毫无经验的大一新生，有些成员对打工子弟这个群体还缺乏基本的了解。
因此在第一个半年中，我们致力于在“摸爬滚打”的志愿服务中开发出一套模式，适用于并没有经验的志愿者，潜移默化地将“受助者作为志愿服务的核心”（后来称为“主位诉求”）贯彻到志愿服务活动设计中。
很快，象牙塔里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论被引入到志愿服务现场，逐渐变成了我们志愿服务的“活动要素”。
主位（儿童心理话、自主摄影）、客位（课堂观察笔记）和客位引导下的主位（小短剧、小日记）帮助我们深入挖掘孩子们特定成长阶段的诉求，并通过我们的活动设计来回应这些诉求。而以学期为单位，对易被学校忽视的议题的关注（如亲子关系、健康心态）则帮助我们所服务的孩子、家庭、学校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转眼近三年过去，这支队伍不断壮大、更新换代，我作为最老的志愿者一直伴随着她。
记得我们每一代志愿者初见打工子弟时，难免强加自己的意志，将我们所想当作孩子所需。而经过“水果”几个月的志愿活动，就懂得变俯视为平视，变强加为沟通，而且明白通过志愿者的努力可以有效地回应这些孩子们的诉求。
每个周三下午，当一众人马坐着公交车前往市郊的打工子弟学校时，我都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那是这些年心向往之的社会学的回归啊。
你问我SEED是什么，我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做“水果”团队的经历，尤其是前期寻找资方的过程，让我与公益圈萍水相逢。
2013年初 British Council 资助我考察英国社会企业之后，我对非营利这个陌生领域的人和事都充满了好奇心。2013年3月17日，我浏览微博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人转发了这样一条信息：Harvard SEED 2013招生启动。我打开链接，看到SEED招生简章之后怒拍大腿：“这不就是招我嘛！”
于是，当晚就开始准备申请。记得那学期几乎天天有作业，“水果”的志愿活动也很忙，我基本是每晚12点开始准备申请材料，每天往前推进一点，到4月初才最终完成了申请。4月30日接受面试，我被豪华的面试官阵容惊呆之后，自觉无望，已经开始重新安排暑期活动之时，又突然于5月下旬收到一纸录取通知，顿感世界在向我招手。
事实上，在踏上前往波士顿的飞机之前，我并没有预料到这个为期七天的“培训班”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当那些日子已经远去之后，我依然无法估量那七天和从此之后这个组织带给我的一切。收获了技能？想法？友谊？信心？都对，却都不精准，也都不完整。
看看一个个小伙伴，或工作环境相去甚远，或年龄差别巨大，或人生阅历迥然不同，但聚在一起，就觉得有一股暖流，这群人到了哪儿，这股暖流就跟到哪儿。
以前总觉得（或被人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或多或少有点“奇葩”；在种子班，比我“奇葩”的英雄豪杰大有人在。以前，自己的想法哪怕稍微超过现实了一点点，就面临着被斥责为“乌托邦”的压力；而在种子班，你若不“让思想驰骋一会儿”，就觉得辜负了社区对你的期待。
种子班带给我的感觉，有技术层面的，有思维层面的，有高于思维层面的。正因为如此，我发觉自己毫无能力总结和概括种子班的性质和她的作用。
记得去年招生季有人向我咨询，种子班是不是培训班？我说不是。又问我是不是一个游学项目？扯淡。是不是孵化器？也不是。当他问我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只想把心掏出来给他看看，却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感谢种子班给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恐怕难以再来的感觉。
种子班之后，我心底存蓄的热情被彻底点燃，几乎把自己全身全心投入到公民社会和非营利领域中。
“水果”在探索桥接公益组织资源和流动儿童需求方面取得进展之后，又开始在北京高校范围内发起旨在敦促大学生反思志愿服务的运动，如今集我们几年经验之大成的“志愿服务工作坊”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计划于2015年年中面向北京地区大学生推出。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渐渐收缩了对其他领域的注意，集中精力关注非营利组织和志愿服务领域，并从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主要议题上挑战了自己原有的学术极限。
此外，原本“沉稳笃定”的我常常像“疯子”一样“煽动”大学生做公益，比如去年我们几个大学生项目代表一拍大腿，在中国青基会的支持下发起的高校学生公益巡讲，足迹行至十个省，“煽”出100多个新生的公益项目。
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SEED带给我的各种力量，我是否会向外迈出这一步又一步，是否能充满温暖并传递给别人。
当然，一切也并非顺风顺水。这两年冬天，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事情连续降临在本就困顿之时，难免让我寝食难安。偶尔行至艰难之处，倍感无力。这时候，我会拿出已经在我笔袋存放一年半多的SEED徽章反复擦拭，或是看着SEED各路伙伴们每天热烈的讨论，仿佛自己又回到了种子班，回到了那充满野性和活力的盛夏。
虽然不在波士顿，不在北京，但SEED多次伴我走过黑夜，并将我安稳地带到了阳光下面。我谢谢她，谢谢所有人。
作者：刘上
编辑：向雪
图：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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