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梓奕 - 2013 SEED Fellow
编者按：隔着大洋和梓奕通了几次邮件，匆匆见过两面的那个姑娘的影子又跃上了心头，她爱笑，眉头却常常微蹙，瞧上去有点惆怅。
和刘上同龄，梓奕也算是种子里面最小的了。他们都有着超出同龄的成熟，都爱思辨，带着一点喜欢用实践检验思考的小执拗，认真得可爱。他们对不了解的事情不会轻言，只有在确定自己想通一件事的时候说个痛快，说个透彻。
在他俩身上，你或许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对抗喧嚣和迷茫的时候，做出的努力。
2010年末的秋冬之交，已是高三。深圳不会落叶，滥情的自己不能改变世界的分毫。
那时我的长发蓄得浓厚而凌乱。置身混乱繁忙而充满猜忌的高考季，赌气地意识到——爱我的人终究会在乎我，我的痛苦与愤怒却丝毫不能撼动这个世界上冷漠的其他人。
那时我还不知道桑塔格或波伏娃，但我竟自发地用一种诡谲的女性主义视角完成了自己的转变——在日常生活的甜蜜与虚无中，我寄存了一部分青春，但这场迷梦却让我更清晰地看到：爱情、个人的圆满远不是人生的唯一追求。
世界上有太多远不同于恋人间缠绵缱绻的严峻场景，其中任意一个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倾覆我们渺小的个人境遇。而我以往所认定的浓墨重彩的对生命的诠释方式，我的被恋人与父母娇惯出的大起大落的诸般心绪，只是尘世间一粒浮尘。
老爸对我说，你若想改变什么，必须先让自己强大起来，否则任何抱怨都于事无补。
当时我还不懂得“制度对人的异化”、“精分的暴力革命幻想家”、“民主与自由的对立”、“威权体系”等大词，但却开了一个新浪微博，在意领和网民激烈的言辞中寄放自己的灵魂。
从那时起，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我要来北京，在大风大沙与我所厌恶的正统话语体系下，感受这个国家的艰涩与丰富。
这是我几乎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起点：即将步入成年世界的我，并没有一个对“我”的定义。
我回身看我的老家，黄土地上的我的大妈大伯、堂兄表姐、奶奶、表姨夫；我看着高三白炽灯下自习的同学；我看着把高级补品送到我床边的老妈；我看着那些标榜追梦的、深圳速度与深圳资本的创造者……
他们散沙式地分布在国土各个角落，我却看不到他们与脚下土地动脉的关系，看不到他们与他们所依赖的事物的关系。我感觉仿佛他们都没有定义。
我想改变些什么。
2013年4月，我坐在明理楼312教室的最后一排，听着Bon Jovi的I don't like Mondays，写下我的内心轨迹。
SEED是我所申请过的最让我重视与激动的项目，也是第一份让我能用中文自由地书写个人陈述的项目，不禁感慨。
回想高三那个黑暗夜晚之后的时光：练乐器、学习，每天睡5个小时，日日往复，在冬天最冷的时刻到北京参与特长生考试的情景， 都历历在目。
我始终相信，我有天命。
因为我有不平凡的梦想，所以一切愧疚与自卑都可闪退。这所大学可以装满一等聪敏一等勤奋的学生，高三班上那些专注造车且笑容灿烂的女孩子可以考得很好。但它多了我一个特长生，高中母校多了我一个异类，绝不是损失。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空头支票到北京来了。在来的前两三个月里跑遍了北京的独立书店与知识分子沙龙，我转发、打印与购买大量良莠不齐的文字，在人人网上满怀希望地添加言辞犀利的各色好友、参与不同青年组织的聚会。
我尝试从政治哲学的晦涩著作中刨出我想要的普适处方，与大三大四同学一起上司法政治，选了法学院最严厉的老师的西方法律思想史。
当我已可以总结出刘瑜答粉丝问的三步曲以及网络精英的“互黑”模型时，却越发感受到微观实践与漂亮理论间的奇怪距离......
大一上学期，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不满》，大意是：
这所大学建构了一套从言语到行为的严密体系，人为地将学生的生活分割为几个“他们”希望我们从事的领域，让学生在看似自由的选择中失去了自由。许多从应试体系直接过渡到大学生活的学生，还完全没有机会发现他们失去了什么，便已在全力投身“班团社工（即社会工作）”、“志愿者”、“就业实习”的尝试中疲于奔命，燃尽青春。
上了社会学概论课后，我才明白，其实哪只是这所学校这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是被分割了的。于是，那节课需要上交的个人自传里，我用“跳动的阶层感”与“困惑的自我认同”来形容自己。
这种“跳动”和“困惑”，或许源于我的与中国经济一同心虚地上升的家庭境遇，源于黄河流域出生的我对中原的依恋，源于在深圳的成长经历所带给我的对物质的依赖，源于我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较真”的内在，更源于我体内同时存在的这样一对矛盾：我的同伴、朋友与同学即将通向未来社会精英之路，我的心绪却留在那些争取群体权益的家长里短与对边缘、草根人群的关注上——无论哪一样都是很“不得体”的。
我不理解为民主斗士们摇旗呐喊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汗水与酒精中标榜自己对E罩杯网络女神的崇拜，我不理解邀请美国人与中国人一同探讨慈善话题的主办方为什么坚持要求订北京旺季的四星级酒店，我不明白刚刚提倡过环保生活的学生会为什么会认为用回收的酸奶盒做宣传太“山寨”。
我在一个大学生在线人文社科启蒙平台混了小一年，学识不胜飞沫四溅地纸上谈兵，离开了这群可爱又可疑的混乱人群，更了解了任何智识修养都只能靠自己增进、不可依赖任何团队；我对仰慕许久的法律维权圈子望而却步，怀疑他们法律水平与斗争手段不够“有技术含量”是一回事，实则是自保心与精英主义态度在作祟；我参与了706青年空间的多次发展讨论，希望将其引入清华校园，面对其时常无立场的活动内容，却再次懈怠：仿佛这仍不是我的方向……
在校内，我希望通过加入两岸交流组织倾听来自台湾的声音，通过创建模拟联合国协会给予“模联”一个不止于开会、真正关心世界人民福祉与和平的新定义。
但前者告诉我后民运时期的台湾与大学生的共同市场需求都落在了大众娱乐上，后者让我深感自身影响力与资源的不足，最终出于纯粹的责任感而把大量时间放在参会办会、寻求赞助的常规化运作上，“高端大气”成为了无可避免的招牌。当自己也被伙伴们用这所学校的语言调侃为“社工忙人”时，只感觉失落和心虚。
奇特的切入点曾给予我奇怪的感受与批判，但欲速则不达，人总还要回到生活。
我只能给那个高三的自己交出这样一份答卷。现实与想象间，欲为与可为之间，我始终无以放手一搏。
只是，这种平常心态中包含了无以停息的钝痛，像聒噪高音区下永远不和谐的低音弦，质问我大学四年既读不进多少书又不能做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多么虚伪。
......
乌坎之行是一次并不美好的挫折，劳工NGO的短期调查不可避免地止于表面；而前者给我历久弥新的历练，对后者的后续调查愿望延续至今成为研究兴趣的源泉。
观察与犹豫所花费的大量时间转换为对许多方面信息的了解。我逐渐看到技术与爱心结合的价值，看到管理、咨询与公益产业结合所带来的双赢。我更看到即使目前不曾充分实践，理论与批判性的综述也有其价值。
而对于想做事情的人来说，现在开始，总是不晚。
同时，我惊喜地在为校会工作的经历中发现自己更真切的兴趣点：与NGO密切联系、增强校内学生对校内外公共议题的讨论等。我们做了学校两会代表提案语录展示、户外自由公共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虽然也常常流于形式主义，或被政治正确与人力限制束缚手脚，更无法避免官僚机构自我膨胀下的低效，但这种脚踏实地工作、用自己的热情影响他人的尝试，这种苦中带甜的坚持的滋味，值得坚守。
如今我可以做的，或许是从每个高校开始，从让每个身边的人看到他们周围发生了哪些很常见但事实上完全不正常的事情开始，从告诉大家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开始。
承继于前述经历与启示，我希望做一个校内公共信息的整合与讨论平台。
我坚定地想管它叫“暖风”，或许因为聊天中总有朋友提及南方的改革创新意识云云，但更因为这股小渔村的权益意识之“风”把我“吹”来了北京，我希望它让更多人感到周身温暖。
我不是个瘦女孩，无论从想过的这些东西还是做过的这些事情，都没法造出足够充分的截面。人生是一个延展的过程，相知亦是不断深化的探索。
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在各种PS、面试中大谈我是多么多么excellent, energetic, devoting与promising。但事实上我多希望能有那么一个机会说，其实我很虚弱，我一点都不自信，我需要你们的指引。这并不代表我是懦夫，谁如果真正那么优秀了还特么稀罕你的岗位你的学位你的funding？
我们体内都有一个心虚而痛苦的自己，而唯有那个自己最知道她真正需要什么、珍惜什么，他在经历、等待什么；唯有那个自己，最有爆发力。
现在，我斗胆说了。
与梓奕对话：
由于这篇文章改编自梓奕当年申请时递交的个人陈述，我们通过邮件补问了她两个问题：
-SEED当年是否满足了你的想象？
梓奕：抱着溢出的幻想或许也是不成熟的一种体现，SEED班给我的最大成长是和而不同、孤独热爱。在大集体的温暖中，看到组织发展必须割舍一些理想主义，看到每个人的成长过程、愿景和实现梦想的途径必然有所不同，而当你在自己的路上独立前行时，也就有了整个社区的支持。这或许既是失落也是收获。
-对今年的申请者想说什么？
梓奕：种子社区有着一群有梦的人，别怕你梦得更大声更刺耳；但也请付出与之相匹配的行动与审慎。
附上梓奕写于上个月的一段话：
时隔接近两年，再回顾这份曾经写下的个人陈述，许多认识已显单薄，许多豪迈仍未实践，恳请读者多担待。
文中提到的“暖风”如今已以朋辈学习社区的形式正式落地校园一学年，在“联结高校学生与社会问题、社会草根行动者，发掘青年的更多可能性”思路基础上，其组织构架、活动内容已经多次改变，并在2015年1月末完成了人员换届。望对暖风感兴趣的朋友不受本文叙述误导，继续关注今后的她。
作者：秦梓奕
编辑：桐初
图：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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