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看待传统女性都有“祥林嫂”的影子。
一方面，五四以后，受父权压迫的女性和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关联起来，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情绪；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没有展开“性解放运动”的第三世界，女性不如西方女性具有自主精神。
也就是说，不论东西方，都把中国妇女观和政治观混杂起来。
《闺塾师》这本书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它通过考察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女性的生活实例，展现了帝国晚期、高度城市化的江南地区女性有哪些新面貌，弥补了中国妇女史在历史考证方面的缺失。
“闺塾师”这个词，最早在明末出现，原本指的是当时社会上流动的女教师。
这本书取名《闺塾师》，其实用了它的象征含义，也就是可以被称为“闺塾典范”的女中豪杰。
《闺塾师》的作者高彦颐，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专攻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作品包括《缠足》、《步步生莲》等。
作为海外学者，高彦颐超出东方学者的思维框架，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历史。
第一篇：它确实是一部高呼“三从四德”的血泪史
“三从四德”，是传统女性的最高道德规范——
“三从”出自《仪礼·丧服·子夏传》，指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四德”包括“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根据东汉女历史学家班昭的解释:女性不要聪明绝顶、不要伶牙俐齿、不要容貌艳丽、不要手艺精湛，只需卑弱曲从于丈夫就够了。
具体到生活里，少女的闺房得藏在离正门最远的地方，阴暗隐蔽，不能有朝街的窗户；
适婚年龄的女孩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与妻妾共同侍奉丈夫；
秦朝的女怀清台，是统治者最早为贞妇树碑立传的事例，当时哪家有“贞洁烈女”还是稀罕事。
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唐代的烈女节妇有51人，宋代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而到了清代，仅安徽省休宁县这一个县，就有2200多人，全国不计其数。
第二篇：如果不被缠足耽误，她们或许更强大
缠足，是不让女孩出门流传下来的习俗，因为缠足把大拇指之外的四趾拗断贴在脚底，步步钻心自然就没有走动的兴趣。
与男孩入宗学的年龄一致，女孩从六岁左右就开始为缠足做准备，她们用糯米和红豆做成米团，祈祷自己的骨头能一样柔软。
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曾经记叙中国女童的缠足经历:
“这些小女孩重重的靠在拐杖上，或趴在大人背上哭泣，他们床前立着长竹竿，用来帮助站立或抽打让家人烦躁的日夜啼哭。
她们脸上带着只能和缠足联系起来的惨白，眼下带着黑线。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脚吊在床上停止血液循环以缓解痛苦。”
女性相较于男性的弱势地位，本来是体力劳动时代的结果，应该随着脑力劳动的兴盛变成过去式。
事实上，假如能够给传统女性更多的发展空间，她们有能力在社会领域、而不是在家庭内部自我实现。
比如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受社会形势变革的影响，一些“新潮”女性比过去拥有更多施展拳脚的可能。
这些社会变革具体有：经济领域的出版业兴盛，与文化领域的“心学”兴盛。
第三篇：随出版行业兴盛，打开新世界大门
明清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以及出版行业兴盛，大大增加了江南女子接受熏陶的可能。
当时的私刻和坊刻尤其兴旺，这让阅读成本变低了。
根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书籍定价为一两左右，到崇祯年间的印本价格已经不到十分之一了。
就像印刷术帮助欧洲平民读到《圣经》，江南出版行业的兴盛也终结了精英阶层的文化垄断，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的女性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
此外，插图书籍的出现也促进了基础教育的普及。
过去的书主要是为科举而印的四书五经，对不识字的平民百姓那是遥不可及。弘治年间，有一家名为“金台岳书铺”的书店，第一次说明了插图书能帮读者加深理解。
后来明代的插图书就越来越多，甚至到了“无图不成书”的地步，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的女性读者，也因此受益。
第四篇：历史告诉我们，女孩儿爱言情不是新鲜事
在各类书籍里，女性尤其偏爱爱情题材。明末剧作家汤显祖的昆剧《牡丹亭》，就在女性读者中掀起阅读狂热。
对情感深受压抑、前途只能期许婚姻的少女来说，“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爱情具有致命吸引力。
她们将自己等同闺训严苛的杜丽娘、将情郎看作柳梦梅的化身，沉浸在幻想里，以至于自杀或一命呜呼。
除了让女孩情迷意乱，浪漫作品也成为她们汲取文学养料的来源。
当时江苏常熟的女诗人陈兰修，把《牡丹亭》中精华的诗句排成双关语，发明了“牌谱”的游戏，在女性中广为流行。
此外，才貌双全、勇于逐爱的杜丽娘，也影响了几代年轻女孩的行为准则，让她们拥有更强烈的愿望掌握婚姻与命运。
第五篇： “读书改变命运”，可不是说说而已
除了使读者受益，私刻和坊刻的兴旺还为女性的作品出版提供机会。
私刻的商业模式是不求盈利、只求保本，他们出版女性作品大多是从人情方面考虑，比如替族里的女孩出版作品，能够给家族增添荣誉；
至于商业坊刻，是看中了女性读者的潜在购买力，出版女性作品能迎合她们的胃口。
在文化方面，“心学”的兴盛，让“率真天然”的女性作品受到重视。
当时的反传统异端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引发了文人创作的新审美。一直被排除在科举门外的女性作品，没有八股文风，一时大受推崇。
明末作家陆云龙，在《叙袁中郎先生小品》中称赞女性作品：“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这种风潮被后世称为“性灵文学”运动。
第六篇： 成为“德、美、才”兼备的时代新女性吧
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变革，为江南女子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也让社会对女性特质的认识悄然发生转变。
从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到注重女性“德、美、才”多方面修养，一种全新的的时代审美展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在“德”方面，对女性道德水平的重视程度得到提高。
从“孟母三迁”开始，寡母养出好儿子的传记就屡见不鲜。宋元时期士大夫常常称自己的母亲是启蒙老师，奠定了他们家庭教育的基础。
到了明清时期，有“乱臣贼子成于天，而产于妇人”的说法，女性作为未来社会栋梁的母亲，道德的培养被重视起来。
其次，在“美”方面，出现了“女之色犹士之才”的看法。
三国时期，魏尚书家的儿子荀奉倩寒冬腊月到院子里，把自己冻冷了给发烧的妻子降温，这就是“不辞冰雪为卿热”的由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荀奉倩都被当做“胸无大志”的反面教材，“娶妻娶德不娶色”是主流观点。
直到明清时期，赞美女色的言论才重新出现。比如《五杂俎》的作者谢肇淛，把荀奉倩称为“千古名通”，公开提倡以美色论女性。
第七篇：读书的女人最好命——“伙伴式婚姻”的诞生
最后，我们重点介绍极具历史意义的女性新审美，那就是女才。
明清通俗小说塑造了大量才女，直观反映出社会对女性学识重视起来。
随着夫妻间文化差距缩小，催生了“伙伴式婚姻”形式。
传统婚姻是世家大族之间的权力联盟，相敬如宾已经是不错的结果，琴瑟和谐更是意外惊喜。随着权贵们重视起女孩的教育，出现了更多佳偶良缘的例子。
比如扬州作家石成金与妻子周氏，就是伙伴式婚姻的代表。周氏自幼有才女之名：六岁过目成诵，十三岁口出佳句。
石成金听闻了周氏的才名心驰神往，主动前去求亲。婚后二人赋诗应和，一时传为佳话。
第八篇：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交网，明清时期优雅的女性沙龙
除了赢得更美满的婚姻，富有学识的女性还组成了多种社交团体。
这些团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家居式社交团体”，它是有亲属关系的贵族女性成员组成的交际圈。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名媛”们聚会出游、交流创作，多产而有活力。
明末文学家叶绍袁的妻子沈宜修，就曾组织这样的活动。
她把叶家和沈家的贵女召集起来创作诗歌，还对作品集进行编辑、校对和评论，出版了诗集《伊人思》，成为后世研究明末清初女性家庭、社交生活的重要依据。
除了家庭内部的交流，还有广纳家外女性伙伴的“交际式社交团体”。
这类团体的组织者，往往是交际广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比如世家大族的寡妇。
忠明烈士祁彪佳的遗孀商景兰，就是交际式社团的发起人之一。
商景兰曾跟随丈夫出任福建、北京等地，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丈夫殉国后的三十年，她广泛组织亲属朋友发起女性诗社运动，这一盛况直到她去世才渐渐平息。
第九篇：扩展到公共领域的社交，传统女性地位的申辩
最后一种女性社团是“公众式社交团体”，它的形成和地方势力攀比脱不开关系。
教育女孩是富庶之家专利，才女成为财力雄厚的证据。
比如清初闺秀社团之首的“蕉园诗社”，成员柴季娴、冯又令、钱云仪等都是当地望族之女，当时赞美她们的诗歌力，对贫苦人家女孩的轻蔑之意十分明显。
尽管这些女性社团是地方竞争的副产品，但是女性的诗人身份得到了公开承认，也给了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信心。
蕉园诗社至少有四位成员出版诗集，内容除了情感生活外，还包含对国家事务的思考与评论，这一点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第十篇：从现在开始，寻找真正的“闺塾典范”
不论是伙伴式婚姻还是女性社团，始终没能让女性摆脱父权社会的附庸身份——
“家居式社团”的成员必须随父亲或丈夫行动，关系网随时面临破解的风险；
“交际式社团”虽然声势浩大，作品逃不出儿女情长的范畴；
“公众式社团”能在清初镇压诗社的运动中存活下来，就是因为女子结社只为“吟赏梅月，以添妆台逸兴”，没有反清复明的意图。
这是一种可以预料的结果。如果女性只能通过男性与社会接触，她们很难为社会操心。
但事有例外，哪怕困难重重，还是有女中豪杰在公众领域博得一席之地，她们是书中赞扬的“闺塾师”。
第十一篇：代替丈夫养家糊口，传奇女教师黄媛介
依据外貌和道德，女性被分为节妇、美女、丑女、妓女、贫女、才女等等。
到了明末清初却出现了新的类别，比如“女史、女士、女丈夫”，也就是“女性史学家、参与仕途的女性，和有男子才干的女性”，这意味着。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新职业女性。
先来谈谈女性教师。
女性教师活跃在江南富庶地区，为上流家庭的女孩教授儒学、诗歌和绘画技巧，报酬颇为丰厚。
她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由于家道中落，被迫谋职，有的甚至能代替丈夫养家糊口。
黄媛介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她出身儒士家庭，自幼天赋过人，在书画、诗文方面极有灵性。
与杨世功结婚后旅居到西子湖畔。他们家的家庭分工与众不同，杨世功这个做丈夫的操持家务、准备纸墨，做妻子的黄媛介背上家什，上街头卖画。
黄媛介的作品一改女性创作的闺阁之气，个性强烈、清丽洒脱，具有谢道韫“林下之风”。
当时许多名士，如毛奇龄、熊文举、施闰章等都曾为她题跋作传，这位女性以一己之力实现了财富自由。
第十二篇：“身有八男，不及一女”，忠烈之后王端淑
接下来介绍的女性作家和艺术家王端淑，是忠烈之士王思任之女。
王端淑自幼酷爱诗书，尤其精通史学，书法有二王之风，绘画仿效徐渭，父亲王思任称她赞说“身有八男，不及一女 ”。
父亲殉国后，王端淑为忠明烈士创作了大量传记作品，作传对象包括刘宗周、倪元璐、祁彪佳等。
她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信念，拒绝清廷召她入宫教导妃嫔的肥差，凭借人品与才华赢得了当时浙江的文人组织“同秋社盟弟”所认可，这里面包括《湖心亭看雪》的作者张岱。
身为女性文人，王端淑彻底摒弃了女性著作中的脂粉之气，一字一句都带有强烈的家国之感，可称作“女中丈夫”。
第十三篇：商女不知亡国恨？且看一代名妓柳如是
“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幼时被掠卖为妓女，常年辗转于江浙金陵之间。
在松江时，柳如是和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身穿男装纵谈时势；她憧憬南宋抗金女将军梁红玉，表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
明亡后，柳如是劝丈夫钱谦益一道就义赴死。钱谦益托口水冷拒绝了，柳如是转身就要投进池塘，被钱谦益强行拖住。
后来钱谦益出仕，柳如是拒绝一同上任，还多次传信给丈夫不要为清朝卖命。在她的影响下，钱谦益做了半年官就称病辞退了。
她还鼓励钱谦益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人联系，自己尽全力资助并慰劳抗清义军，展现出毫不屈服的民族气节。
王国维曾为柳如是题诗，说屈膝变节的士大夫比她不如；徐天啸评价她：“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委婉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
女性视野和能力的局限，源自礼教对其思想和身体的双重束缚。这种礼教枷锁因为明末清初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变化获得松动。
随着江南女性的学识增长，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朝着“德、美、才”三方面转变，诞生了伙伴式婚姻和女性社交团体，以及一系列社会性别模式的改写。
尽管明末清初的才女文化始终处在父权社会的统辖之下，始终有闺塾典范突破重重阻碍走入公众视野。
不论是黄媛介、王端淑，还是柳如是，她们凭借不凡的文才、宽广的心胸和崇高的品性，成为可与时代最杰出的男性比肩的女中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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