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有位宿迁的朋友说，仇公初任沭阳县令，夜间下车，一脚踩在粪便上。于是对秘书说，此城固穷，养狗的倒是挺多，且管理不到位。秘书惊问：主公初来乍到，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仇公一边用力在地上蹭鞋底，一边恼火地说：刚下车就踩着一泡狗屎，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秘书听了，赶忙解释：主公，您踩的不是狗屎，是人粪。仇大是不解：这大街虽不能称之为繁荣，断不至于可以随地大小便吧？秘书诚惶诚恐：不瞒主公，此地人还真有在大街上拉屎的习惯。仇公于是自语：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予今下车，未曾有辟，但足踩黄金。亦吉兆乎？
因此，仇之治沭，始于便溺。可能是这一带有肮脏恶臭的遭遇在仇内心的触动太大，是以助长了他之后治宿迁乃至昆明时期的有些不近人情的雷霆手段。要说他的治理方式，受害最多的是各级官吏，因此“楚人苦仇久矣”。自然，受益最多的是民众。无奈身处酱缸，终不免染素成淄，此乃后话。这事也让我想到另一受罚者张jing华。张公身不满七尺，面白无须，自徐州任上調任古润州刺史，雷厉风行，树敌颇多。是时也，古润大小官吏大抵上午上班，下午多在酒店、休闲中心、棋牌室度过。张公差人办事不得，始知官吏怠于政事。于是制定种种严管官吏的纪律。自然，受伤害最深的亦是各级官吏。张公官秩古润洲殆一年，将去，众吏无不雀跃。比及刑案遭拘，众吏则奔走相告并议论曰：此子刚愎，狼子野心，不懂政治，贪财好色，出事是早晚的事。我们老早就看出来了。
且让话题回到大街便溺的事上。不经意读到清朝末年仲芳氏《庚子纪事》里的一段话：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窑姐赛金花也曾说：“Bei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臢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Jing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
美国鬼子不准我们的人民随地大小便，毕竟还建有公厕和专门除粪机构，德国鬼子最坏，不准大小便，还不建公厕。难道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自you和Ren权？倘司马、胡、金诸公生于彼时，必不能忍，必登正阳门楼振臂高呼：驱除鞑虏，还我便溺自由！
如此看来，仇公治理之术倒也不全是他的发明。甚至说得“渊源有自”。按照仇的学习读书偏好，大抵是没看到过《庚子纪事》和窑姐赛金花的陈述的。只能说百年之后，他的治术与洋人暗合。我们不是常说吗，坏人的天性是一样的，本质是不变的。此番道理从洋人和仇某的所作所为当能看得一清二楚。
当年洋人为了街道整洁干净，动辄打罚百姓，虽则打出个卫生好习惯，但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断难灭除。此于沭阳人之恨仇公，当可同日而语也。
近期寡人有疾，背痛，腿痛，眼睛不好，右臂偏枯左耳聋，生活极不便利。有时肚子忽地痛起来，不得不提肛屏气趋步急寻厕所。由于病痛，总是妨碍行动，屡屡泄气遗矢。由是而想：果能恢复到洋人不曾颁布不准随地便溺之法规前该多好啊。那种合阴阳之变，融便溺于大自然之噫气吐纳的ZI由是何等可贵！于是，一种强烈的随地出恭的欲望像一江春水，浩浩荡荡，不能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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