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勒兹 译|蓝江。来自译者博客
我想简单谈谈关于精神分析的四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精神分析窒息了欲望的生产。精神分析与政治危险分不开，精神分析专属于政治威胁，而这种危险与古老的精神病医院没有关系。古老的精神病医院将你锁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并安装了栅栏。然而，精神分析在开放的空间里以隐蔽的方式运行。今天的精神分析师都有着一种非常简单的观点，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时期的商人一样：精神分析师在开放社会的渠道里工作，不仅在他们私人诊所里工作，也在学校、机构和其他社会部门里工作。这种工作方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情形，而今天对于精神分析事业来说，我们自己就处在这种情形中。事实上，精神分析经常谈论无意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只能贬低无意识，让其毁灭，让其消逝。无意识是作为反意识来思考的，一种对意识的否定，就像寄生虫一样。这是敌人。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对这句话最好的翻译是“它在何处，我就在那里必须作为一个主体存在”，这也改变不了一切！精神分析所谓的无意识的生产或形成无非是失败，白痴般的冲突，愚蠢的妥协，或者下作的词语游戏。任何成就都被贴上升华，消除性特征或者思想的标签——当然不是欲望，敌人就寓居在无意识的心中。你们总是有太多的欲望，你们就是一个多种形式的误用。必须要告诉你们的是匮乏、文化、法律，换句话说，对欲望的还原或废除。
这与理论没什么关系。这涉及到声名狼藉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技艺，即解释的技艺：解释、最初的回归、退化。或许弗洛伊德所有作品中最熠熠生辉的篇章就是他关于口交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阴茎（pénis）代表着奶牛的乳房（pis de vache），而奶牛的乳房代表着母亲的乳房。换句话说，口交意味着你不可能找到挤奶的奶牛乳房，或者你想要你的妈妈，或者她没有足够的奶水。这说明了口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欲望”，而是意味着其他东西，它掩盖着某种东西，即其他的欲望。精神分析经常信手拈来的格式正是如此：真正的欲望内容被设定为一部分婴儿期的冲动，俄狄浦斯就是欲望真正的表达（它架构了“整体”）。只要欲望配置（agence）了某种东西，与大外部，与大写的生成有关，那么它们就会破坏这一配置（agencement），将其打碎，说明这个配置一方面与一部分婴儿期的机制有关，另一方面指向了整体的俄狄浦斯结构。口交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口唇的冲动指向吸吮乳房+一种结构性的俄狄浦斯事件。对于同性恋、兽交、虐恋、窥淫癖、甚至手淫者都没有什么不同：难道你不为你像一个小孩子的行为而感到羞耻吗？对俄狄浦斯，你这样做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在精神分析之前，他们通常将口交视为龌龊的老男人的爱好，现在口交被视为堕落的婴儿期的行为。这是一回事。他们都试图将把真正的欲望同错误的欲望区别开来。他们总是试图打破欲望的机械配置。
但我想说的是这个：你们并没有无意识，也从来没有过无意识，它并不是“我”（Je）必须展现的某种“曾经所是”（c’était）。需要颠倒一下弗洛伊德的公式。你必须生产出无意识。生产无意识，或者为你的症候，你的自我，你的精神分析师感到快乐。我们所有人都在用胎盘的碎片来工作和创造，我们将胎盘带出子宫，我们带着它，将它作为一种实验环境——但我们并不是用按照卵，按照祖先，按照仍然绑缚着我们的解释和压制来实验。试着生产出无意识，这并不容易。它不会随处发生，也不会在口误中说出来，不会在机智的评述中道出，甚至不会在梦中出现。无意识是必须创造和置放的实体，让其流淌，它是我们必须赢得的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在极其恐怖的展示中，革命生产出无意识，革命是为数不多的生产无意识的方式。无意识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在言谈和行为中的口误没有关系。它也不是在意识中产生小的偏差的主体。它是生产的对象，它必须被生产出来（除非存在某些障碍）。换句话说，并没有欲望的主体，也没有欲望的对象。欲望的客观性本身仅仅是欲望的流动。总是没有充足的欲望。欲望就是一种非意指的符号体系，无意识从中流淌出来，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被生产出来。所有的欲望的展现，无论欲望以何种方式展现，如邻居的家庭或学校，测试出某种既定的秩序，并提供整体的社会领域，发出它的冲击波。欲望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总是寻找更多的关联。精神分析拆解了和还原了这些关联和配置。这就是精神分析所干的事情。它憎恨欲望，也憎恨政治。生产无意识=欲望的表现=言说的形成=强度的实体或物质。
第二个命题涉及到精神分析阻碍言说的形成。言说如何形成？在生产无意识的过程中，欲望的机械装置与言说的集体装置是一个装置。在内容上，装置是由生成物和强度，通过强大的循环，通过所有类型的多样性（组、群、类、种、人口）来组合成的。用他们的话来说，装置（1）不明确，但并非不确定（几个胃、一只眼、一个小孩等等）；（2）不定，但不是无限或无差别的，而是过程（走、性交、胡扯、杀害、爱……），（3）专用名称，并非是人（可以是组织、动物、实体、奇点的名称，可以用大写字母来书写的东西）一个汉斯生成-马（Un Hans Devenir-Cheval）。符号（言说）在任何地方都包含着多样性（欲望），或者它引导着流动。集体机械装置是欲望的物质生产，就像它是言说的表达性动因一样。任何将欲望作为其内涵的东西，都可以表达为一个“大写的它”（IL），事件的“它”，不定专用名词的不确定性。“它”构成了表达链条上的符号关联，而表达链条的丰富内容得到最低限度的形式化。在这个意义上，迦塔里说明了它并不代表一个主体，而是一个装置的图解，它并不是过度编码的言说，而是阻止言说沦落到符号学星丛的暴政之下，我们将这种符号学星丛视为意指关系。
然而，阻碍言说的形成，阻碍欲望的生产并不困难。只需要将大写的它一分为二：一方面，一个表达性的主体，他编码并超越了一切言说，另一方面，它也让言说的主语在人称代词的形式下，在所有的人称代词中，在所有代词的排列中重新出现。欲望之流现在被帝国主义式的意指体制所支配，它们被还原为精神再现的世界，在那里，强度失去了它的光芒，关联被打破了。一个被刻意制造出来的主体，一个绝对的我，被创造出来，成为言说的动因，其相关的主语只能是人称代词之一（我、你、他等等），这些人称代词通常是按照主流现实的等级制和分层结构来分配的。人称代词绝没有维持它与专用名词的关联，而是在资本主义交换功能之下，让其变得毫无价值。你知道为了让人们不能以他们自己名称来说话，要做些什么吗？就是要他们说“我”。我们越是把表达的动因归为一个主体（Sujet），它指向依赖于这个表达主体，将其作为起因的其他各个主体（sujets），欲望装置就遭到越严重的破坏，言说的形成需要更多的条件来消除——越是把表达性主体强加于言说的各个主体，那些主体变得温顺而悲怆。我们并不是说，这个程序只属于精神分析。事实上，在根本上，它属于“民主的”国家机器（立法者和主体的等同）。在理论上，它涉及到漫长的“我思”（Cogito）的历史。但“在治疗上”，精神分析已经描绘了如何让运行而为之牟利。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讨论的这些“主题”，而是这种程序，通过这种程序，病人首先被视为一个精神分析师眼中和精神分析解释下的表达性的主体（你，大写的病人，都是真正的被精神分析对象），但是，随后被视为以他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来言说的主体，他们的欲望和行为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直到某一刻位置，那时表达性主体可以强加到言说主体之上，言说主体放弃了一切，放弃了病人想要说的东西，所欲望的东西。可以看到这类事物的场所之一，就是医学教育研究所（IMP, Institute Médico-Pédagogique）。在这里，孩子分裂了：一方面，孩子的所有具体行为都是言说的主体，另一方面，接受精神治疗的孩子被升华到表达性主体的象征层面，只能将他们的具体行为更有效地还原为既定现成物，还原为期望孩子应该说的标准言说，这些标准言说是强加给孩子的。你经历了十分伟大的阉割，切除了那个“它”，用这个著名的被阉割的主体来继续这个分裂。
当我们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在说话，我们希望为这个信仰加上筹码。事实上，我们没有丝毫说话的机会。所有的精神分析都试图不让人说话，丧失真正表达的条件。这就是我想在这篇文章说明的东西：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不让孩子们说话，他们对此也毫无办法。这就是狼人的例子，也是小汉斯的例子，还有克莱因的儿童病人的例子，这些儿童病人有可能比弗洛伊德的例子更糟糕。当谈到孩子的情形时，如何不让一个病人说话会十分有意思。这就是精神分析所干的事情：精神分析开始于已经预备好的集体言说，即最根本的俄狄浦斯式言说，宣称发现了个人主体说话时，这些言说的动因，他们将一切都归于精神分析。你们从一开始就上当受骗了。我们想干相反的事情，这就是分裂分析的任务：从人们的个人言说开始，发现他们真正的生产，这不是主体的生产，而总是欲望的机器装置，言说的集体装置，它颠覆了主体和其中的运行机制。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无法前进，它们就会打通另一个地方。它们采用的是各种不同序列的诸多元素的多样性、簇群、蜂群、团块的形式，萦绕着主体，扎根于主体（这与技术和社会学学说没有关系）。那里没有表达性的主体。那里只有言说生产的装置。你们知道，当迦塔里和我对俄狄浦斯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谈很多愚蠢的东西，来回应那些愚蠢的反对意见，如：“请记住，俄狄浦斯不是妈妈-爸爸，而是象征”或“这是个能指，这我们有限性的标记，是我们所谓的生活中的匮乏……”好的，除了这些表述更加糟糕之外，精神分析师从理论上说了些什么根本不重要。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实践中干了些什么，一种十分下作的使用俄狄浦斯的方式——没有其他的用法。在这个方面，能指的支持者是最恶劣的罪人：如果不回溯到“妈妈的嘴巴”，你就不能说“罗讷河的嘴巴”，或者如果不纠正“大尿”（gros pipi）的话，也就不能说“嬉皮士组织”（groupe hippy）。无论是否有结构，人格学都替代了所有的欲望装置。不难发现，儿童欲望或性与俄狄浦斯之间的巨大差距——看看小汉斯吧。精神分析就是扼杀灵魂的凶手。你可以被分析十年，分析一百年：持续时间越长，你就越没有机会讲话，这就是全部关键所在。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让我加紧步伐。第三个命题要说明精神分析如何挤压言说，摧毁欲望——这就是其想要达到的完美效果。在其处理过程中，这是一个双重机制。一方面，存在着一个解释机制，其目的就是将病人所说的东西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无论病人说了些什么，都已经意味着其他某种东西。在偏执狂体制中，在一个无限的符号网络中，所有的符号都指向其他符号，在螺旋式的延展中扩展着其地盘：被视为能指的符号指向一个所指，而所指发过来指向能指（癔症就是一种确保回馈或回声的途径，它让精神分析话语可以无限延伸下去）。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主体化机制，这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在与某些所指的关系，而是在与主体的关系中来把握能指。意指关系的点变成了主体化的点：精神分析师自己。从那里，而不是从彼此相互意指的符号出发，你拥有一个诸多符号的符号或模块，穿梭在自己的路径上，这样构成了一个表达性的主体，那么在言说主体基础上，前者可能被碾平——在这里，妄想症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即言说主体总是让位于表达性主体。
严格来说，这两个机制或体制并不是肩并肩地共存着。我们非常熟悉解释体制，这个专制的体制最典型的角色就是偏执狂的皇帝，还有伟大的解释者。我们知道主体化体制不仅在经济层面上，而且在政治层面上，激活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精神分析的源头就寓居于十分聪明地贯穿两种体制之中，或者说它十分敏锐地做到了：“本能冲动的主体化”和“无法化约的主观经验的自律”。这两种机制，一个在另一个之中，阻塞了所有真正体验的可能性，正如它们阻碍了欲望的生产和言说的形成一样。解释和主体化：现代社会的这两种疾病并不是精神分析所发明的，但是精神分析找到了维持和蔓延两种疾病的技术，而这种技术非常适合于这两种疾病。精神分析的全部要义，部分驱力、俄狄浦斯、阉割等等，都不过如此。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命题——我尽快说清楚：精神分析所驾驭的力量是什么？正如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在他最近的新书《心理分析》[①]中十分令人信服地说道：精神分析关乎权力关系。也就是说，精神分析的权力的来源就是移情（transfert），正如许多精神分析师所做的那样，好吧，这是一个笑话。好比说银行的权力来源就是金钱（我们知道移情和金钱的关系，两者彼此包含）。精神分析基于契约式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形式，即便精神分析师的沉默都代表着由契约规定的解释的最大值。这种沉默就是契约的顶点。然而，在精神分析师和病人的外在契约之中，还存在另一种沉默地运转着的不同类型的契约：这种契约改变了病人的力比多的流，将力比多变成了梦、幻想、词语等等。可以变化但不可分割的力比多的流被换成了可交换且可分割的流，这两种流的交集就是精神分析权力所在之处。像所有权力一样，关键在于让欲望的生产和言说的形成变得疲软无力，换句话说，为力比多消毒。
我想用一点评论来得出结论：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迦塔里和我并不太喜欢从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视角来承担这个理论任务。有两个理由。首先，这样的理论任务要从回到起源开始，也就是回到最初的文本：弗洛伊德的神圣文本和马克思的神圣文本。我想应该从完全不同的起点开始。并不需要重新考察这些已经或多或少被解释多遍的神圣文本，关键在于要好好看一下现在我们实际所处的情境：共产党的官僚机制，精神分析的官僚机制，以及去摧毁这些机制的企图。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都以某种记忆的名义来说话，尽管二者判若云泥，但其中的差别无关紧要。在必然发展的名义下，它们的表达方式发挥了作用，这一次又是判若云泥，但这仍然不重要。另一方面，我们相信，需要以遗忘的积极力量的名义来说话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就是以他们未曾发展出来的东西的名义来说话，这就是大卫·库博（Daivid Cooper）十分敏锐地称作我们每一个人的私下的第三世界[②]，这与实验体验是同一回事。将我们的理论任务同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方法区别开来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们试图调和两个敌人：政治和力比多。赖希（Reich）坚持这个二元性并坚持让它们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我们的观点仅仅设定了一种布局（économie），真正的反-父权制的分析的问题就是说明无意识欲望如何从性出发来充实作为整体的布局形式。
[①]Robert Castel,Le Psychanalysme, Paris, Maspero, 1973.
[②]D.Cooper,Mort de la famille. Paris, Seuil, coll. « Combats », 1972,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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