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0／第一章／6-2
第一章 大清宣统三年，即农历辛亥年，公元1911年，清王朝统治的最后一秋，外蒙古库伦“宣布独立”
第六节 外蒙代表团秘密赴俄求援，沙俄对蒙态度审慎（2）
8月18日，沙俄政府就为了确定对外蒙代表团的方针，特地召开了由总理斯托雷平主持，有外交、财政、工商、陆军、海军大臣及总参谋长参加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专门研究喀尔喀蒙古局势和俄国应采取的方针。
会上，沙皇麾下的军政大员们不无自得地承认：中国在蒙古事务上所遇到的危机，对我们来说并非偶然。很久以来我们就对蒙人给予援助和保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在颇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使他们相信，一旦与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
会议认为,支持蒙古人反对中国政府“新政”的愿望完全符合俄国的利益。但是,俄国当前的战略重点在中东和近东（这里是指南欧巴尔干地区），不宜在蒙古问题上担任积极角色，从而削弱俄国在西方问题上的影响；同时，俄国也考虑到，如果骤然使蒙古彻底脱离中国，使之变成俄国的保护国，势必引起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而使自己陷于困境。
因此，特别会议认为最符合俄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的做法是：俄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古人脱离中国的义务，不便公开支持蒙古独立，而应以“调停人”的身份与清朝政府交涉，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的愿望。
为了迫使清政府接受俄国即将提出的外交要求，特别会议决定立即派遣两连哥萨克骑兵携带机枪，以加强领事馆卫队的名义进驻库伦，向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使其不敢惩办杭达多尔济等人；还决定向蒙方供给少数军械，以作自卫之用。
总之，沙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采取威胁手段，利用蒙古问题，以“调停人”身份向中国交涉，阻止中国对外蒙一切新政，而等待更为有利的机会到来，逐步实现俄国实际控制外蒙古的的既定目标。
这正如8月9日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对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的训令所言：
“喀尔喀的内部情势，本身并不会伤害我们切身利益的。蒙古问题对我们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手段，在解决我们对华的其它政治问题上，是必须加以利用的”。
会后，俄方向外蒙代表团作出如下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的愿望此刻不能实现，对华断绝政治关系是危险的，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而应与北京方面谋一妥协之道。但俄国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并设法促使清政府取消新政。
鉴于杭达多尔济等人担心回到蒙古会遭到中国政府的惩办,俄国允诺将在中国人面前替他们说情,竭力把外蒙派遣代表团一事说成是蒙方对中国压迫所作出的一种幼稚的抗议（而不是反叛行为）,绝不应加以惩罚。
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海山等人对于俄方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作出的承诺很不满足,仍滞留俄国四下活动，想方设法进一步了解沙皇政府的态度,并企图向沙皇政府施加影响,争取更大的支持。
面对沙皇政府有所保留的审慎态度，当时即使是外蒙代表团内的某些人对外蒙古能否“独立”也缺乏信心，而远在库伦的不少外蒙古王公更是徘徊观望，甚至不敢接受俄方私下提供的武器。
杭达多尔济一行在俄期间，沙皇政府派遣军官对他们提供保护，又有俄方代表不断给海山等打气壮胆，帮助他们分析形势，为他们出谋划策,鼓励他们坚持与中国中央政府做斗争，鼓动动摇的蒙古王公接受俄国的武器援助，为武装叛乱做好准备。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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