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取自《易经》
蒙古人凭借着金戈铁马，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大元。“元”最初的意思就是指人的头部，后引申为好的开端、守中持正。作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君主，忽必烈的胸怀和谋略早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他要遵天地之道，治人世之事，成就自己的一代霸业。
进入公元十三世纪中叶，风雨飘摇的南宋，在强悍的蒙古铁骑冲击之下，已经日渐衰微。而日益强盛的忽必烈于公元一二七一年岁末，终于在斡难河（今蒙古国鄂嫩河）一带宣告建立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第二年定都“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时，围绕国号一事曾经发布《建国号诏》。其主要内容如下：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干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干元’之义。”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自我称颂、标榜祖先功业为历史少有或没有，然后明确国号名称为“大元”，并说明国号来源于《易经》，并取“干元”之意。
那么，忽必烈是基于什么依据称其祖先霸业具有开创性的呢？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元朝的确做到了许多此前历朝历代都没有做到的事，例如广阔的疆域等等，如《元史．地理志》序言就明确说过，元之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我们现在仅就主要方面谈一谈元朝具有开创性的几件事：
第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所谓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开启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河。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用“所谓的”这种说法，一会儿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讨。
第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统一王朝，奠定了北京延续至今的首都地位。
第三，元朝打破了中国历史长期以来以地域名称命名王朝的传统，建立了纯粹选择具有一定寓意汉字命名王朝的先例。
这么多具有开创性的事例，显然，元朝好像是一个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朝代。的确，元朝的名称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一点。那么，元朝的名称又有哪些寓意和讲究呢？
“大元”这两个字，都与人有关。而且是一个撑开双臂顶天立地的人。例如老子《道德经》：“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大”最初就是“高大、巨大、广大”等意思，而且它与天、地、道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自然及其运行规律为最高，苍天次之，大地再次，人世间的一切则依次向上遵循。再联系《吕氏春秋．圜道篇》“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元朝立国者的抱负了，他要遵天地之道，治人世之事。
“元”的甲骨文字形是表示一个站立的人，并且在最上面用一个短横笔道特别突出了人的头部。对这个字最初的解释，目前有些意见采用了《说文解字》的说法，认为是“开始”。其实，“开始”的意思是“元”后来发展出来的，它原来的意思应当就是指人的头部，例如古代男孩成人后举行束发戴冠的仪式称作“加元服”，“元服”指的就是戴在头上的冠，其构成方式与戴在嘴部、眼部的“口罩、眼镜”等完全相同。还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如生。”“归其元”的意思就是把某人的首级归还。
“元亨利贞”的智慧
当然，由于头部意味着位于顶端、最前面等含义，所以它随之也可以表示“开始、开端”等意思，而且这种后起的意思反而更加常用，如“元初、元月”等。因此，元朝的名称也具有非常明显的表示开端、创始等含义。
与此同时，也确实像忽必烈《建国号诏》所表明的那样，“元”也来自《易经》的“干元”。
那么，《易经》中的“干元”又有哪些讲究呢？
“干”是《易经》开篇第一卦。卦曰：干。元亨利贞。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就词语而言，“干元”本身有好几种意思，既指“天”，也指帝王，还可以指天子的德行。因此，无论是哪种含义，忽必烈可能都是满意的吧。
当然，除了“干元”本身，对于卦文“元亨利贞”，虽然古往今来各式各样的解释层出不穷，但是认为它寓意吉祥基本形成了共识。一般认为，“元”为开端、萌动，“亨”为通达、畅盛，“利”是壮实、成形，“贞”是蕴藏、守正。从字形和最基本的意思看，除了前面说过的“元”，其他三个字的大致情况如下：“亨”字最初是指用容器供奉祭品，意思是“献”，后来指“通达、顺利”，例如《易经．坤卦》：品物咸亨。意思就是万事万物全都顺畅。
“利”由“禾”和“刀”构成，表示用镰刀一类的农具收割庄稼，最初的意思就是“锋利”。因为锋利，所以会迅捷；因为迅捷，所以能够顺利；因为顺利，所以就会有利；而由于有利，也就意味着有益、利益等等。
“贞”的甲骨文字形就是鼎的形状，在这里表示烧火的器皿，意思是透过火烧龟甲等求卦卜问。后来由于读音相近，就用来表示“正”和“定”，也就是端正、正定的意思。例如《尚书．大甲》：“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意思就是如果君王从良善之意出发处理国事，则天下都会尊崇正义。
那么，把“元亨利贞”连在一起，大致可以推断出这样的含义：一个好的开端，会促成通达、顺畅的局面，进而形成比较理想的情势，而在此时，则要注意“行百里者半九十”，谨慎保持端正态度，从而获得好的结果，善始善终。
此外，古代也把“元亨利贞”与四季以及人的品行相对应。对于四季，“元亨利贞”对应“春夏秋冬”。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对应“元”；夏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对应“亨”；金秋是万物收获的季节，对应“利”；寒冬是万物收敛并积蓄活力的季节，对应“贞”。
四季周而复始，顺应天道。“元亨利贞”同样是周而复始并遵法自然之道。
对于人的品行“四德”，由于不同教派、学派本来所指的内容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里只选择了儒家思想中的一种说法，也就是“元亨利贞”对应“仁义礼智”。当然，历史上也有人主张，“元亨利贞”是东、南、西、北的循环顺序，而“仁义礼智”则是东、西、南、北的对举顺序。因此，它们之间的对应结果应该是“元─仁，亨─礼，利─义，贞─智”。如果粗浅地解读一下这种对应关系，大体上是：德行之中，仁为根本，这是最本源的东西；而尊崇礼法则是万事运行通达的保障；利益面前，义字当先，决不能做无义之事；接近成功，守中持正需要高超的智慧。所以，忽必烈显然也试图透过国号用字背后的寓意，表明自己崇尚儒家文化，希望和中原汉族和睦相处、互相融合的意图。
匈奴祖先夏后氏
作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君主，忽必烈虽然身处漠北之地，但是其胸怀、谋略却早已突破了地域的界限，这也是他能够入主中原，成就霸业，成为一代帝王的内在条件和基础。
那么，除了宋朝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和当时蒙古一族尚武善战、东奔西征的传统，还有哪些外部因素是忽必烈成就千秋帝业的必要条件呢？
对这个问题，史学家会从社会、经济等方面给出历史研究的答案。而我们今天在这里，主要想从语言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探究、推断一些可能的因素。
我们先从语言说起。可能有人会问，元朝的蒙古族使用的肯定是自己的本民族语言，这和蒙古族入主中原有什么关系吗？
的确，蒙古族语言本身并不会成为元朝统治者建立统一王朝的充分条件。我们所要探究的，实际上是从历史上蒙古族的汉语称呼入手。
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我国北方就有一支游牧民族开始出现在后世的一些文献典籍中。这个民族，大多数时候被统称为“匈奴”。例如《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显然，按照司马迁修史的论述，匈奴一族的祖先是夏后氏。而夏后氏，我们应当都不陌生，它指的是夏朝奠基人大禹以及他的部族和后来的夏王朝。当然，也有一种传说，认为按照当时的规例，大禹既然称“伯禹”，他的儿子夏启也应当称“伯”，叫“伯启”。
但是，由于王位继承问题而与夏启发生争斗的是“伯益”，所以夏启比较厌恶“伯”这种称号，所以才改用了“后”。也就是说“夏后氏”这种说法始于夏启。根据史书记载，“后”在当时的意思是指“君王”。
游牧民族维系农耕
由于读音相近的原因，匈奴这种称呼，在历史上还出现过“獯粥、獯鬻、熏育、荤粥、熏粥、混夷”等书面形式，例如《隋书》“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毛诗正义》“混夷与周相近，数来犯周”等。
我们比较留意的是“淳维”这种称呼。虽然按照目前古代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这种称呼与“匈奴”在古代也具有一定的近音关系，但与其他称呼相比，它还是显得比较另类。
淳，《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渌也。意思就是“灌溉”。而灌溉，毫无疑问是从事农耕的重要措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中原一带就已经出现了用于灌溉的“沟洫”，例如《论语．泰伯》中称赞大禹治水功绩的“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还有《诗经．小雅》“泥池北流，浸彼稻田”，意思就是引渭河之水北上灌溉农田。另外，殷商时期中原民众还创造出一种用于汲水的原始人工机械─桔槔。
维，最初的意思是指系东西的大绳子，后来则表示把东西系上这样的行为动作，而把两种东西系在一起，就有了维系或继承的意思。
那么，“淳维”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为：维系灌溉这种传统。
我们不妨想一想，一个游牧民族，却要维系农耕灌溉这种传统。那他的这种传统是哪里来的呢？因此，《史记》所记载的“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这个信息非常值得重视，更值得多方面探究。
无独有偶，据《前汉纪》记载：“至匈奴姓挛鞮（读luāndī）氏。国人称之曰撑犁孤涂。”“撑犁”在当时匈奴族语中是“天”的意思；“孤涂”是“儿子”，合在一起就是“天之子”。如果加上意思是“广大”，但一般常常用于表示匈奴首领称呼的“单于”，就成了“撑犁孤涂单于”，也就是“广阔天空的伟大儿子”。这与我国历史上许多帝王称自己是“天子”的说法简直如出一辙。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上面提到的“挛鞮”，我们并没有查到匈奴语的意思，但是这两个字在古汉语里面，“挛”最初的字形表示以手结丝，意思恰巧也是“维系”；“鞮”指的则是一种“皮鞋”。把两个字连在一起，具体一些，可以解释成“把鞋系上”“维持这种鞋的样式、传统”；如果再虚化一点，似乎也可以理解为“维系某种足迹”。
有识之士重新审视
那么，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自我发问，这里的“维系”，是要维系什么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文化和历史的一面。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二○○年前后，汉高祖刘邦曾率大军与冒顿（读作mò dú）单于率领的匈奴兵马在今天的山西境内发生激战，结果刘邦因为轻敌，中了诱敌深入之计，被匈奴铁骑围困在平城东部的白登山。而四下包围刘邦的匈奴骑兵，整齐严明，据《汉书》《史记．匈奴列传》等史书记载：“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读音同‘忙’）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传统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天地四方与颜色的对应关系，简单说就是：天玄地黄，东方青，西方白，南方赤，北方黑。这与传统祭天地四方的“六器”的颜色是完全一致的，例如祭东方的青圭，西方的白琥，南方的赤璋，北方的玄璜。
看起来，匈奴军队完全是五行四方之色的实践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训练肯定并非一日之功，这究竟是不同民族在传统方面的巧合，还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如果是后一种，那么，我们就有责任透过各种方式揭开谜底，对民族融合的源流与史实做出科学的说明。
现在，还有学者对一种叫作“冒顿潮尔”的蒙古族乐器进行了考证研究，认为它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龠类乐器的一个重要支流，与“夏钥”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推断承载这类音乐文化的蒙古族极有可能是继承了夏王朝的遗风。
因此，综合匈奴族古代名称、姓氏以及他们表现在某些方面的文化传统，我们以为，到元朝忽必烈时代的蒙古族可能已经是一个不同民族的融合体，特别是其中极有可能存在古代中原人的印记。当然，虽然这里面会有很大比例的主体民族，但是应当承认它并不是纯粹的单一民族。
这样，如果经过多方努力，能够找到更加有说服力的依据，那么，忽必烈以“大元”为国号这件事，恐怕也就不止是崇尚儒学、向中原民族示好那么简单的事了，或许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传统源流在起作用。而且，他入主中原的动机与缘由，大概也会让有识之士重新审视。
这也正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叫作“赫连勃勃”的南匈奴首领，他于公元五世纪初建立了“大夏国”，而他本人原本就属于不同民族融合的一支匈奴族裔，而且他自己还宣称是夏朝皇室的后人，所以也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探究空间。
另外，一些纯粹的语言研究结果，也会让我们对蒙古族的源流、文化传统等产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比如有人研究蒙古语有一种表示死亡的说法，发音近似“呜呼”，而这个词在汉语里面很早就表示同样的意思了，例如“呜呼哀哉、一命呜呼”等。这种现象除了像“沙发”这样纯粹用读音相近的方法翻译外来语之外，是否还有词汇来源相同的问题，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探讨。
总之，说元朝时期的蒙古族很有可能是带有远古中土人基因的融合体，这是一种具有一定依据的推断，这对于研究我国历史上民族源流与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影响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就像元曲虽然兴盛于元朝，而且还曾经被称作“蕃曲”或“胡乐”，但是其产生根源，毫无疑问是中国几千年诗词、音乐等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的共同贡献。也正是因为如此，元曲最终才会成为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中华文化的又一朵奇葩。
无奈地退出中原
当然，和任何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愚民政策永远是封建帝王和统治集团最热衷的事，因为如此一来，质疑统治者的声音就会少很多，便于他们愚弄百姓，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元朝时期所谓的“九儒十丐”饱受后人的指责、诟病与批判，并由此引出元朝轻慢知识阶层、蔑视文化传统，造成中华文化断代等声音。然而，事实也并不完全如此。元朝打压知识阶层不假，而且废停科举制度前后达数十年，但是，在元朝尚未入主中原以及元朝统治的后期，它还是有过科举考试制度的，这一点从《元史》 以及本人就是元朝延佑年间进士的黄溍的文集中，不难找到相关记载。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元曲的艺术高度，其中的巨匠关汉卿、马致远想必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就说明，研读历史，有时可能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敏感的神经，既要多重视角观察问题，也要留意并不起眼的蛛丝马迹。就像元朝，历史上的确是毁誉参半，彷佛也应了孔老夫子那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谶语。
当然，不论怎样，就算元朝建立基业的最初几代均为天之骄子，但这种家族因袭式的统治，先天就存在着难以规避的弊端，因此，它必然也像任何其他封建王朝的统治集团一样，创业易而守成难。彪悍的蒙古铁骑曾经横扫东西南北，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也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最后终于在明朝开国者朱元璋等势力冲击下，曾经的“大元”心有不甘地终结了集权统治，并无奈地退出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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