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广东的梅州地区,但我这辈子在家乡呆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个多月,对于家乡,我了解的并不多,而且大多数的印象也只是从父母及乡亲们的交谈中得到的片言只语。可是这并不影响我热爱我的家乡。一直以来,我都以自己是个客家人而自豪。我的爷爷十岁时就是个孤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到去了湖南,那时我父亲才七岁。爷爷被抓到湖南后自己想办法逃了出来,逃出来后的爷爷就辗转于零陵、衡东、邵阳、衡阳几地,给人打长工短工,直到解放后他进了新中国的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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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爷爷是孤儿的原因,在他骨子底里可能没多少家庭的观念,所以他一直没有回家乡。直到六十年代初,和他一起工作的另一名梅州人回到家乡,打听到我奶奶和我父亲的消息,并告诉他且劝解他要回家乡看看亲人时,他才在离家近二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爷爷第一次回家时,奶奶就已经不理睬他了,闹了个不欢而散。当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了韶关师范学校读书,并不在家,爷爷又从家乡到韶关,和这个二十年没见过的儿子见上了一面。父子俩人并没有聊上几句就匆匆又分别了,爷爷算是个不受羁绊的人,而父亲又是个内向的人,俩人根本没法交流,呆在一起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一小时。
多年以后,父亲谈到这次见面一直耿耿于怀,说二十年才见到心里日想夜想的父亲一面,可爷爷并没有过多的热情,他并没有得到有父亲的感觉。爷爷从那次后还回过广东几次,每次依然是与奶奶和父亲闹得不欢而散。在爷爷84岁那年,他再次回到家乡,但那一次奶奶将他的行李全扔出了家门外,这一扔,将他回乡的念头彻底地扔了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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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人中,我算是与爷爷交流最多的了,读书期间,我就常常与爷爷通信。我参加工作以后,经常去湖南衡阳看望爷爷。爷爷退休后一直住在厂里分给他的一间小黑屋。我每次到达他的住处,不管是早上、中午、还是傍晚,他都是坐着门口的一把小椅上,端着他破旧的铝制水缸,喝着从农贸市场买来高度散装白酒。有时候是和邻居闲聊着,有时候是吃着花生米,还有一回我看到他戴着老花眼镜,在看报纸。见到我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报纸上正在登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花边新闻。
爷爷的酒量很大,基本上每天要喝一斤的白酒,在湖南爷爷没有另外组合家庭,他的一生也没留下任何积蓄,我想他的钱都花在酒上了。每次去看爷爷,我给他买得最多的还是酒,我通常只在衡阳呆两天,那两天就是在爷爷的小黑屋里给爷爷做饭,然后陪他聊天,当然酒是少不了的。爷爷没喝醉过,我也没有。有一年国庆,我到爷爷处,看到那年年初我与他喝完了两个四特酒的酒瓶子还放在小黑屋里的角落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喝四特酒时说的话:“这真是好酒。”还有他那孩子般的笑容。
与爷爷聊天,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你想家吗?”这样的问题。
爷爷去世时是91岁,在去世前一年他就将自己的积蓄一万多元交给了我,我后来转交给他厂里的退休办。爷爷和退休办负责人说,如果他一旦病倒了或者突然去世了,就立即通知我,他的后事由我这个孙女来办,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任何人不得干涉。他留下的这些话,让我父亲对他的隔阂又深了一层。
爷爷去世前一个月给我打来的电话,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求我带几个曾孙、曾外孙的相片给他看看,那一刻,我知道爷爷其实是very homesickness,我不知道他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否曾理解过、感受到,但是父亲的内敛,使他从未在爷爷面前表示过他曾经也渴望过父爱。
我出生在粤北的一个小山村里,虽说是个小山村,可围绕着村子的都是大山。当时父亲是个村子里的一穷教师,负责一个山里小学两个年级的全部学生的教学工作。学校就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
学校的东边,西边和北边散落着村庄。村子都很小,村民们住的泥瓦屋子也散落在竹丛中、芭蕉丛中。每天早上,站在学校后面的晒场上,就能看到孩子们从这些竹丛中、芭蕉丛中的泥瓦屋子里走出来,三三俩俩的,沿着村前的田埂、小河向学校汇集。每天早上,我父亲都会站在晒场上看他的学生,从田埂、从河边、从竹丛中,芭蕉林里走出来,走向他。下雨的时候,河水上涨了,他还要到山坡下的河边去接他的学生,他每天都重复着这些工作,整整八年。
我印象最深的是山村的春天,春天山丹丹花开了,漫山遍野的红。夏天时,学生们会到河边游戏,脱得光光的,女学生们都害羞地匆匆过河。秋天时,学校后坡有一棵枫树,黄红的叶子互染,也是刻记在我心里的一道好风景。冬天是寒冷的,记得有一年,下了好大好大的雪,山没有了,树也没有了,河也没有了,除了雪就是雪。山村没有在我脑海里留下更多的印象,我就离开了。
多年前,我回到山里。小学校已经没有了,山坡上长满了荆棘丛。山村也没有了,留下一些残墙断壁,以前到村子里没有能通车的大路,到现在就更没有了,我是从大路走了近一小时的小路进村的。山坡下的小河已经变成了小溪,原来河边的草坪已经全部长满了比人高的草丛。据说村子里的人都迁往县城居住了。
山,就是山了。
我家从山村迁出是1979年夏,迁往的地点是粤东的一个农场。那是个专门种柑桔的农场,比起山村来,农场要开放多了,农场有许多从广州过去的知青,他们带来许多城里的气息,而有一条国道也穿越了农场,交通的便利,使人们能经常能从乡下到城里走走。虽然在农场我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也是我吸引各种知识的主要时期,我经常会想起农场,但农场给予我的感情深厚程度远远比不上山村。
1985年,我们又全家举迁到广州。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能完全从精神上从灵魂上溶入这个时尚的现代城市。如今,在城市的灯火辉煌灯红酒绿中,我还会常常想起爷爷,想起他在湖南生活了五十多年后仍然不改的乡音。我还常常想起山村,想起山野的花,山坳里古怪的鸟叫声,还有爱吃辣椒的村民。还会常常想起农场那飘荡的柑桔花香。
有一次,偶尔与W先生说起homesickness这个词,他说这是“想家了”的意思,而我却告诉他,这个词应该译成“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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