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一所学校，总会看到展示的“办学实绩”，而其中又以“杰出校友”为代表。有的百年老校还会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学敬仰。校史陈列室里，也多为那些人的名录、照片和事迹罗列，可谓星光灿烂，群星闪耀。至于学校举行“××周年校庆”，那更是他们展示光彩的舞台。但我总会有疑惑：学校难道只有那些“优秀学生”？其他学生哪里去了？
与一些同行在一起，难免会谈到曾经教过的学生，“某某某是我的学生”，总会有人骄傲地说。那位“某某某”无一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或为官场翘楚，或为商界精英，或为学术大咖，或为教坛骨干，或为艺术明星。说者洋洋得意、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听者敬佩有加、羡慕不已、心向往之。无疑，这些都是“好学生”，这位老师也确实曾经“教”过他们。但一个客观事实是，芸芸众生中出类拔萃的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普通的，却很少有人提到他们，包括他们曾经非常敬爱的老师。还有极少数是社会上的另一类人，其中不乏一些违法犯罪分子，那请问：这些“坏学生”又是谁教的呢？我这样质疑，学校和老师可能会感到有点冤枉：我们当初都是想把他们教好的，后来变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由此推论，那些“好学生”就难道一成不变？他们后来取得的成就全是当时的老师教出来的？炫耀的言行，是不是有贪功的嫌疑？
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为曾经的好学生、现在的杰出人才而骄傲和自豪，纯属正常心理，本无可厚非。宣传那些杰出校友的事迹也确实能够“传递正能量”，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如果学校、老师把注视的目光始终只是停驻在少数好学生身上，那是不是与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或者说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呢？教育，毕竟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学校，不是准备为少数人举办成功盛宴的场所。
每年的六月底、七月初，学校最为喧闹，那正是高考、中考成绩揭晓的时候，放鞭炮、贴标语、打字幕、上电视、发奖励，甚至组织“状元”披红挂绿、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的，举校欢庆，不亦乐乎。一时间各种“状元、榜眼、探花”满天飞，什么“高分人数第一”“总人数第一”“有效人数第一”，甚至还有“除……之外第一”。名目繁多的“第一”搞得家长晕头转向，甚至学校的老师也没法说得清楚。当学校做这一切时，不知道有没有为那些没有考好的学生考虑，有没有反思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学无所成”？想过他们对学校、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感觉吗？他们又是如何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用如此单一而过于现实的标准看待学生，对他们后来的人生走向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单纯以是否“考上”（大学、高中）作为优秀学生标准，那么曾经教过“屡试不中”的蒲松龄、顾炎武的老师就要受人诟病了，但又有谁敢否认他们确实是“好学生”并为自己的老师争光了呢？
许多年前，记者采访罗纳德·里根的老家，他们向里根的母亲表示祝贺并赞扬他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为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里根总统的母亲并没有没有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而是把一大帮记者领到了屋后一片农田里，指着远处一个正在挖土豆的人说，我还有一个让我非常骄傲的儿子。在她眼里，做总统与挖土豆都是一样的，有区别的只不过是人生的轨迹不同而已，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现最独特的一面。每朵花都会盛开，每个人都有未来。但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总是投注于那些“好学生”时，也就必然地忽略了大多数，那不仅是对所谓“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面向全体”教育理念、思想的极大讽刺，而且过早地折断了孩子飞向未来的翅膀。
我非常赞同厦大附中姚跃林校长的说法，优秀学生不是学校、老师教出来的，只不过学校、老师没有耽误他们。这一说法丝毫没有抹杀老师的功劳，也没有贬低老师的作用，更不是推卸学校的责任，而是实事求是，不自我贴金，不盲目自夸，不贪天功为己有。能够把学生“教好”诚然是应该的，但事与愿违的情况却也经常发生，因为不少教育方式是有违教育规律、有悖常理常情的，尽管所谓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不是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几乎所有的学校和教师都不愿意承认一个客观事实：教育并非万能，教育也有失败，老师也会教出“坏学生”。西谚云：“我本眼明，因师而瞎。”教育中许多贪婪愚蠢、功利短视、粗暴野蛮的行为，无不与教育的本来意义相违背，无不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为未来社会“制造”出不兼通、不精良、无后劲、无情怀的一个个“做题机器”。这样的人培养得越多，对社会、民族、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可能就越大。
把“好学生”教好，理所当然；把“坏学生”教好，义不容辞。
前者是一种义务，后者是一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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