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多笔记，好处是留下很多正史不载的历史细节，坏处是人多嘴杂，犹如“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某些自媒体。而且，那时连图都没有，都是口耳相传，捏造起来更容易。
包括司马光的《涑水记闻》。
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向是政见上的对头，所以《涑水记闻》里有王安石不少故事，但正面故事几乎没有。司马光作为史家名人都是如此，何况他人？
而且对司马光来说，不单个人笔记如此，包括《资治通鉴》这种“后世不可无之书”，也总是代入许多个人好恶。即使是对司马光推崇不已的朱熹，也曾经对《资治通鉴》内容的真实性发表怀疑，“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
司马光也曾直言，自己筛选史料时，其实有着“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的观点。可以说，他的一些记载，往往是为其政治观点服务。而事关北宋新旧党争时，其立场自然自然可想而知。
梁启超以及后世一些学人指出，《涑水记闻》是司马光的书稿，但是作为野史，一直没有定稿。后人因为司马光名气大，将其作为攻击王安石的工具，在《涑水记闻》里面涂涂改改、修修补补，对王安石进行了大量阴私攻击。
说白了就是拿去世的司马光当枪使。因为一般学人都认为，虽然司马光、王安石的政见不同，但是不会攻击人身，所以都是后人故意篡改。
关于《涑水记闻》成书时间，邓广铭认为“司马光这部随手记录的杂记，不但司马光本人在世时不曾加以整理、编次和刻印，在他身后，直到北宋灭亡，也还是没人加以整理、编次和刻印”。邓征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绍兴六年（1136）的一段记事，证明在司马光去世的元祐元年（1086）之前，“在社会上已经广泛地流行着它的一些传抄本”。正因如此，元祐年间（1086~1094）成书的一些宋代笔记就已经开始引用、抄录《涑水记闻》里的材料，其中较早一本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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