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岳父名叫陆参，史载此人自幼读书，中过进士，为人有“淳古”之风。淳古到什么地步呢？《涑水记闻》里记载了他的几件趣闻。其中一件是说他中进士后，依照当时惯例外放担任县令。某天，衙役们抓到了一个盗贼，就捆得紧紧地押到衙门里准备审问。陆参见了心生怜悯，认为这个盗贼之所以犯案，乃是迫于饥寒，并非天性如此，于是下令放松捆缚。结果才过了一夜，盗贼就逃得无影无踪。手下人着急地向他汇报，他却怅怅然叹道：我心怀仁义待你，你却这样辜负我，下回再抓到你，看你还有什么脸见我。
还有一次，有人因为田产纠纷告到县衙。陆参看了状子以后，又冒出呆气来，提笔在状子后面写下判词：“汝不见虞、芮之事乎？”这打官司的不谙典故，只好拿了判词四下求教，依然无解。无奈只得再回来找他。这位陆大人本着将书呆子气进行到底的精神，提笔在判词后面续道：“嗟呼！一县之人，曾无深于《诗》者！”这里，官司政务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陆大人迂腐的即兴表演。结果自然是“人皆传以为笑。”后来还是多亏了当时的宰相蔡齐。后者听说地方上还有这么个活宝，赶紧将他调任进京，做了员外郎，不久又迁为史馆检讨。从此让陆参远离政务，专修国史。
孔子曾经说过：“好仁而不好学，其蔽也愚。” 陆参经纶满腹，道德水准也高，但是实在缺乏经世致用的政治才能。让他牧民理政，不过是个糊涂的庸官罢了。但若让他去修史著书，则是量才而用。蔡齐的做法，可谓知人善任。
读书和从政有关系么？自然是有的。《论语》中有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后来的大人们往往断章取义，拿了后半句哄孩子念书，一哄就是两千年。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历来重视经学治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倒也纷繁并茂，不拘一格。到了汉代以后，儒学开始抬头，地方上举孝廉，中央选上计，再到陏唐开科取士，其实都跳不开经学的圈圈。科举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被统治阶层与统治阶层之间，始终留一个上升的通道，一丝出人头地的可能，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可以借此笼络下层民众，有利于社会安定。有了这样的社会风气，老祖宗们最大的理想，自然不是写十四行诗去勾引贵妇人，也不是驾着帆船去逛地球，或是躲进小楼思考宇宙，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得土一点，就是读好书，做大官，干大事。可理想固然美好，但现实往往落空。能在历史上真正拜相封候，建功立业的读书人，其实并不多见。翻开《资治通鉴》，也不见有李白和杜甫什么事。无怪乎唐人李贺要发牢骚说：“请君但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欧阳修曾说：“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知物。”政治家自然要多读书，但是文学家要从政，也要从头学起。一句话，不但才学要好，更要能干。而能干来自于人情世故的历练，甚至可能来自天份。汉朝的薛宣父子同朝为官，做父亲的官声政绩很好，做儿子的却不行。有人就建议他教教儿子，薛宣笑笑说：“为官之道，以法令为师，向法令讨教就行了；至于能干不能干，自有天分，怎么能够学会呢？”可谓一语中的。
文人从政，最大的好处是明是非，知礼仪，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一是文艺气息浓了，自身容易理想化，浪漫化，比如李煜和宋徽宗这两个混账皇帝。二是文人相轻，容易起党争，比如唐代的牛党李党两帮败家臣子。宋朝是典型的文官政治，党争自然厉害。文人士大夫们分成几拨，轮流“坐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象苏东坡这样的名士也纷纷卷入其中，带着一股没落的潇洒，终于从一个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混成一位落泊天涯的艺术家。
后世的王夫之对文人政治也颇多批评，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就这样写道：
“若夫轼者……酒肉也，佚游也，情夺其性者久矣。宠禄也，祸福也，利胜其命者深矣。志役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学不出于揣摩之术，以荧天下而仇其能。习于其父仪、秦、鞅、斯之邪说，遂欲以揽天下而生事于平康之世。”
这番话，几乎将在我心目中无比崇高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苏轼骂成一个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王夫之感于明亡之痛，对文人的清淡误国，党争倾轧自然深有感触，言语偏颇也在情理之中。其实，我倒是挺羡慕他们的，因为这些人尽管生前混得灰头土脸，死后却因为璀璨的辞章而为后人称道。至于那些政治家，反倒鲜有人记起了。
所以我觉得，上帝爱一个人，就一定让他去搞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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