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安而后能虑。”
心安稳了就不会患得患失,就能坦然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孟子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就是心安之后表现出来的状态。
现代医学证实人用于思考的器官其实是大脑而不是心脏。
前些天贫道经历了一次不期而至的工作调动,人到中年的背景离乡,未来不可期,内心空空的很有些失落的难受。
没错,就是内心,不是脑子。那感觉很明显就来自肚子而非脑袋,甚至影响到了食欲,要不怎么会有“肚子是第二个心脏”的说法。
也许未来医学进一步发达,能够证实“安”与“不安”的感受确实是来自内心的。现在且不去管他。
总而言之,有了这个安于眼前境遇的心理状态,人才能够冷静客观的思考,才能够“虑”;能够冷静客观地思考,不被主观见解和情绪左右,才能发现事物的本然和本来的规律。
这就是“虑而后得。”
老子的《道德经》对“德”的解释是“德者得也。”
通过冷静客观地思考,发现事物的本然和规律,就是得了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心安理得”这个成语倒又有了新解释。
11
阳明学又称为“心学”,因为“知止定静安虑得”,都是从自我内心下功夫的,是环环相扣渐进的次序。“明德”是我心本有的,“道”也是我心本有的,求道要从自心来,不能直奔外物去。所以阳明子要说“自性俱足,不假外求。”正是悟出了这一节。
这个“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的歧路,千古迷倒多少求学者,陆九渊与朱熹的那场“鹅池会”辩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场辩论谁也没赢,谁也没输,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了国家科举指定读本,五百多年来一批接一批科考求官的儒生,浩浩荡荡走在朱熹领上的歧路上。
王阳明回到陆九渊的由内而外的“易简功夫终久大”,避免了朱熹的“支离琐屑”。但人终久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内心里,纵使内心揣了个“明德”,终久还是要与外物交接,在事上印证,阳明明白这个道理,才提出了“知行合一”,提出了“人要在事中磨”。
在事中打磨是个痛苦的过程,远不如内心里和自己妥协来得轻松自在。阳明去世后,阳明学滑向虚浮空疏的歧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然则由外而内从“格”外物而悟道的路径要流于支离,由内而外,专向内心求道的路径又要滑向虚浮,到底哪个路径是正确的?
12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也。”
《大学》里接下来还有这么一段关键的话。
任何物都有其根本也有其末节,任何事都有其开始也有其终结,有其因也才会有其果,事物发展自有其演化的逻辑。看物要直奔根本上去,不应纠缠于末节;看事要从因果上来,不能倒因为果。有了这两个观察“事”与“物”的视角,才能看到事物的本然与规律。
“知所先后,则近道也”,先观“本”,后观“末”,由本推末;先看因,后看果,由因及果。这是观察事物(格物)的正确路经与方法,方法对了,真相也就不远了。
但毕竟还只是接近,是“近道”而不是“得道”。路径对了方法对了,只是离“道”更近了,得道还需要以这个方法去“格物”。
不问本末不推因果,就直奔“格物”而去,就有了朱熹一流的支离琐屑,就有了“阳明格竹”的一头雾水。
天下事物何止千万,而且还千差万别。庄子讲“吹万不同”,天下万物都依一个“天道”而来,姿态却又各异,“格物”不得法,如何应对这巨大的差异性?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
庄周二千年前讲的这段话,正是二千年后朱熹门徒们的“阳明格竹”困境。面对纷乱繁杂漫无边际的世间万事万物,人生实在是太短了。王守仁只是“格”了一根自家后院的竹子,七天就累出病来,身体健康状况到死都没能完全恢复,正应了庄子那句:“殆已!”
13、
“明德”虽然内心本有,“明明德”却是要借助外部艰难困苦环境磨洗淘冶,才能够汰涤尘世染着,回复光明本心。
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在被大太监刘瑾“庭杖”(就是在朝堂之上当众扒掉裤子打屁股)之后,又发配到边鄙蛮荒之地,由京官一下子就贬到驿丞——也就是龙场邮政支局的支局长——比贫道还低两个级别。九死一生之余,失意困顿之间,反思过往种种,思考现实困境,观望未来人生…… 一天深夜,躺在一个静寂旷野的石棺里,面对满天繁星,回望关照本心,王守仁的内心瞬间一片空明,他纵声长笑,打破蛮荒旷野的静寂长夜,笑出照耀中国后五百年的“心学”……
对孔子有这样一个评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如果阳明不出,又会是怎样一个人间?
14
“明德”是内心本有,自性俱足的,却也不是顾自关照内心,就可以把“明德”揪出来的,还需要借助外物来感知印证。这才有了“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感知的第一步,诚实地面对感知到的,这样的感知才可能接近真实客观;心要正,心思不正动起歪脑筋,认知先就会偏到斜路上去,西方心理学称之为“投射效应”。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是四个动作,是同一个动作,在心理认知上是一个层层推进渐次上升的阶梯,时间上是分不开的,格物的同时就致知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诚意和正心是格物致知时应该保持的心理状态,也是有次序的,意诚了,心才能正。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断地重复,就是一个“修身”的过程。修身和前面四个修身的的次第,合起来就是儒家所谓“内圣”之学。
后边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之学,修炼好人格是要运用的,“立德”是为了“立功”和“立言”,成就不世功业的。
“用世”的次第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先要把家里这点事弄利索了,安顿好后院,才好专注于事业,谈治理国家的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理清家里这点事并不容易,“齐家”是用修养的高尚人格影响陶冶家人,形成好的家风。“齐”是“齐同”的意思,能齐家者必然会形成良好声望,才有机会被推举出来治国。
15
但这里所说的家和现代家庭的概念是不同的,这里“家”指的是家族,在古代宗法社会,家族是个基本的社会结构,能够“齐同”一个家族,非德高望重的大德之人绝难奏其功。
这里说的“治国”的“国”和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国指的是诸侯的封地,在周王朝分封制的“天下体系”中,“国”是一个基础的治理单位,地域大小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县。
诸侯的封国需要选贤能之士去治理,孔子的一个学生仲弓就做了鲁国权臣三桓之一——季氏——的“邑宰”,也就是为季氏治理封国的管理者。
孔圣人的学生,“修身”、“齐家”可以免检,直接就给季氏选来“治国”。
“治国”除了要有好品德好声望,还要具备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
“天下”是国与国之间结成的一个平衡体系,管理这个体系,要善于把握各方力量的平衡,作为开下共主的天子,要让天下各国都能感到是处于一个公平的体系中,才会接受留在体系内。所以,治理“天下”要用“平”。
16
和“知行合一”同样的道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是必须要分成“内圣”与“外王”两个,中间不可能画出一条线来,把“修身”的部分都划归内心,“用世”的部分归之于外。“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样,也是要“知行合一”的。
等身修成了才用之于世,世上将无可用之人。那些正在治理国家乃至天下之人,身心也还颇多可修之处。
孔子一生“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大人之学”,要要七十之后才“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而孔子寿命也只有七十二岁,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可见,“修身”是个贯穿终身的过程,“修身”与“用世”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的。
“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都是一个“事中磨”的过程。
17
王阳明有个“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存善去恶是格物。
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将出征广西,对他的学生钱德洪与王畿说的这“四句教”,这一年王阳明五十多岁,已经步入生命的最后几年。
阳明子的“四句教”貌似彻底颠覆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事实并不像表面反应出来的那样,即便孟子、荀子,也绝非简单的观点对立。
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是“开头”、“发源”的意思,人人心头都有个“仁义礼智”的源头,所以人性本是善的。这是孟子的观点。
荀子的性恶论比较长,只引一句,大致讲清这个意思:“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荀子认为人性中的“善”是虚伪的,人生来就有诸如自私喜好利益这一类劣根性,一旦顺从了这类劣根性,“仁义礼智”这些“善”就消失了。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并不对立,只是各自说对了一半。
孟子讲人人心中都有“仁义礼智”的发端,讲得并没错。荀子讲人性中自私与好利的劣根,也确实真实地存在着。
自私与好利这类人性中恶的一面一旦发动,人性中善的发端就被蒙弊了。“大学之道”的“明明德”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涤除人性中恶的蒙弊,就会显露出善的本源。
“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对性善、性恶说的修正。
18
心是一个容器,里面装了善恶。但心本身并没有善恶。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含义。
道生一,是为太极;一生二,是为阴、阳。
“道”中蕴含了阴、阳,“道”却既不属阳,也不属阴。这和心与善恶的道理是一致的。
人性中本就既包含了善也包含了恶,如同一张纸的两个面。孟子、荀子看人性都没看错,只是没看全,各自只看到一个面。他们错的是主张——硬是要把这张纸的两个面往开撕。
“有善有恶意之动。”
心里发动的是孟子看到的善念还是荀子看到的恶念,表现出来的就是“善”或者“恶”。有人说人这东西一半是人性,一半是兽性;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
上帝与魔鬼原本也就是人性的两个面。
有一本书,《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佛家讲善恶就在一念之间,意念一动,非善即恶。
19
“知善知恶是良知,存善去恶在格物。”
“知”是“感知”,这和《大学》中“知止”和“格物致知”中“知”的含义是一致的。
“善”与“恶”在旁观者的眼里界限分明,在当事心中却常常是个糊涂概念,坏人在做恶时,心里其实都揣着一个理直气壮的正当性。即便屠杀异国平民的残暴军人,内心也坚信自己是本国的英雄。否则就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就不会发生纳粹军人滥杀犹太人。
良知是从“知善知恶”开始的,不是感知别人的善恶,是要感知自己内心的善与恶。阳明子晚年只讲一个“致良知”,可谓阳明“心学”的根本。
只要感知了自己内心的善恶,人人都有向善去恶之心,良善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且慢,人性里还有荀子发现的恶的另一面呢。无原则无选择的善和无底限无边际的恶都不可能畅通无阻。“存善去恶”——这个分寸如何把握,关键在于“格物”。
“格物”其实是在“格人”,王阳明讲人要在“事中磨”,讲的就是“格物”。你内心的善与恶,经得起严酷现实的碰撞,艰难困苦的打磨,立得住,行得通,这样的良知善念才有意义。
东郭先生或者宋襄公那样的“善”是迂腐的“善”,良善并不主张自残式的一味忍耐退让,因此才会有“用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说法,内心的善与手段的恶相配合,居然也可以相得宜彰。
《论语》中讲:“君子惠而不费。”
佛教中的“布施”只能算小善,“惠而不费”的“君子”才是大善。一个人能有多少资财,即便慷慨散尽又能惠及几人?
能够因天下之资而惠天下之人,才是“大人之学”要修成的“大善”人格,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人生目标。
20
王阳明悟道之后酷爱讲学,在“龙场”建书院,教化边鄙化外之民。京城作官时给官员讲学,众多官员都成了他的学生。江西剿匪建起吉安书院,剿匪倒成了顺带的事。
功业只能利在当代,讲学却可以惠及万世。也许王阳明是对的。
朝廷征调王阳明贵州剿匪,王阳明上表推辞,贫道每遇此类情形也颇有同理心,因此相信他是真诚的。
阳明子有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个“心中贼”当然不是他自己的心中之贼,是那些朝堂中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心中之贼。
江西剿匪后,比剿灭山中匪祸还要艰难百倍的是与权贵周旋,阳明子心寒了吗?
我心寒了吗?
上次回家路上开始写《我的大学》,今天离家路上写完最后一个小节。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像王阳明初到龙场时的无书可读,全凭着记忆写成《五经臆说》,贫道站在阳明子的肩膀上,加上些自己还不够艰难坎坷的经历中的感悟,写出这篇《我的大学》,梳通了内心,眼前是阳光灿烂的光明。
人格修成与前程命运并不相关,道德名望固然会引来万众景仰,有道是:“桃李不言,下何成蹊”,但那是下面的事。对上的通道就不那么通畅了。
王阳明贵州剿匪成功后屡次上表申请返乡,朝廷屡次不准。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小人桂栋,小人已经很难缠了,有个说法,君子总是会输给小人,而眼前这个小人还是个太监。阳明子索性私自返乡,期待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一眼故乡。
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载着弥留中王阳明的小船停在一处叫“青龙浦”的码头,身边只有一个学生周积陪侍,心中悲痛难抑的周积哽咽着询问老师遗言。
王阳明微微一笑,说出八个字来:“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这一瞬间,相信他已然破了“心中贼。”
在离家返程的车上,此时我也是“心中无贼”,没有宽恕,也不去轻蔑,古来圣贤都是随运随缘,“知其无可如何而安之若命”的,而我此时,心里只反复吟唱一句:“我愿上苍,在我之后,愿天下骨肉相守……”
窗外,是光明和煦的阳光,均匀地洒向大地,照遍众生,不问美丑,不辨贤愚,能修炼成这样的一颗心,才配得上阳明子口中的光明……
2018年2月5曰于长途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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